大師，沒有嚴格的定義，但是根據我多年觀察，封徐佳士為大師，他當之無愧。

他著作等身，致力學術研究，也撰寫專欄，向普羅大眾介紹新觀念。他的文章永遠有創新點，在今天資訊發達也許不足為奇，但是在四十多年前的戒嚴時代，不管什麼類型文章，都是恭謹呆板，但是他的文章總讓讀者有所得。

文章有新意，來自他勤於吸收新資訊，到八十多歲時還是看書，而且常常看書到深夜。一年政大淹水，半夜雨水淹到樓下客廳，鄰家最先搶救的東西是電視機，徐佳士最先救的卻是他的英文書。

(徐佳士先生任教政大時的舊照／照片楊艾俐提供)

在拿粉筆的年月裡，他作育英才無數，現今四十歲以上的傳媒人士大部分都是他的學生，他上課活潑，他教的傳播學理論，今天我還記得，而讓我終生感動的是，我在學校並不是勤快學生，成績平平，但是徐佳士看到我總是會勉勵幾句，可說有教無類，多年後，我也記得他的風範，會對不喜歡表現的學生，多加注意，多加鼓勵，成為善的循環。

大師也必須有總體觀，而不是碎片化思考，雖然一直在國民黨色彩濃厚的學校任教，但是他大力支持設立公視，支持媒體改造、批評時政。另方面，他也主張新聞人必須秉持專業精神，不為反對而反對，為國家社會做出貢獻。鼓勵學生做終生的記者，不要只追求採訪主任，總編輯等職位。他說，記者從二十八歲跑到八十二歲，「有何不可？」

說實話，在學校，從他們那輩真正學到了什麼？也很難說，當時環境閉塞，老師再行，也有限制。大部分專業功夫，都是自己日後邊做邊學出來的。但是他們給我們這代最大的影響，是看到，觸摸（例如握手）到、感受到宿昔典範，所以當社會貶低記者時，學校老師早就給我們打了預防針，記者是有尊嚴的，專業的，對社會有貢獻的。當記者夢想觸礁時，也想想看這些老師是在何等艱辛狀況中仍然堅持做記者。

大師已遠，固然留下遺憾，但是典範猶在，讓我們自我敦促，堅守專業崗位，沒有大師的年代，更要有追求夢想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