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為前司法院大法官城仲模

 

　　面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擬鬆綁「黨政軍條款」，以及有線電視頻道「無線必載」的爭議，11月23日，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以「私法自治交錯於廣電三法與黨政軍條款」為題，於台大法律學院舉辦講座。由前司法院大法官城仲模擔任主持人，四位講者對前項議題抱持多元的觀點，而討論軸心則聚焦於「管制」與「去管制」的正當性。

 

市場具有自由淘汰的機制

 

 

圖左為呂理翔教授、右為張永明教授

 

　　首先，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呂理翔認為頻道內容的選擇，應由有線電視業者與民眾透過司法契約訂定。民眾依據個人喜好決定收看頻道內容，具有自由精神的意義。而必載頻道的強制性，不只針對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亦是對民眾收看電視自由的限制。

 

　　過去提倡無線必載的理由，第一點是為了符合國人傳統的收視習慣，第二是為扶持本土的電視台製作。呂理翔提出質疑，他認為第一點說法不符合台灣現實收視情況，第二點在有關扶持本土製作內容的比例，有線電視台表現並不輸給無線電視。無線電視在技術上適合在鄉村播放，但它原本應承擔的公共任務，包括照顧偏鄉、縮短偏鄉與城市的資訊差距的功能並沒有彰顯，且以商業化為主的營利方式跟有線電視沒有差別。從這些角度顯示，無線必載的實行需要有更正當的理由。

 

　　也因為現今媒體選擇的多元化，光是有線電視就有兩百多台，因此呂理翔指出，我們不需要太過憂慮黨政軍條款的鬆綁。若大家害怕黨政軍操控媒體，為特定集團服務，其實是可以選擇收視其他頻道，市場具有自由淘汰的機制。尤其是新興媒體的出現，我們期待在自由多元的環境，培養理性、具有意識的受眾。這樣的消費者圖像，在數位化的環境中，雙向性的互動與過去單向性的情況完全不同。因此國家太強調透過法律來管制媒體的播送，反而扼殺媒體自由的環境。

 

如何預防破壞媒體自由的因子

 

 

圖為羅承宗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羅承宗，則持不一樣的觀點。他雖然也強調台灣要維持媒體自由，但更重視「如何預防破壞媒體自由的因子」。他以座談會當天《自由時報》的頭條：「東森電視賣197億 買家出身解放軍」為例，指出行政院對黨政軍不影響媒體發展的看法脫離現實情況，現在甚至連對岸的黨政軍都來了。

 

　　羅承宗認為開放國家資本（官股）投資媒體產業，是可以再商討，但「政黨」需要分離出來。「政黨」應該從人民團體法中獨立出來，另立政黨法。例如國外的例子，政黨可以經營報紙，但不能經營電台。

 

　　再者，他主張對於「國外資本」也須嚴格立法，例如對岸投資本國媒體業。既然我國在國防安全上，仍以對岸為假想敵，因此對中資勢必得嚴格審查。

 

媒體管制與改革　須往民主改革思考

接著，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陳耀祥，也指出中國欲購買台灣電視產業的例子不勝枚舉，包括購買中嘉、蘋果日報到現在的東森集團。他明白表示黨政軍條款應該保留，以東森集團為例，正突顯國安與人權問題的重要性。中國亦明白「打台灣不如買台灣、買媒體」，因此媒體的角色至為關鍵；頻道的上架會決定人民收看的內容，畢竟還是有許多人依靠傳統電視獲取資訊。

 

　　有關無線必載，陳耀祥以歐洲及英國的BBC公共電視頻道為例，指出維持公共電視台的必要性。在台灣的歷史背景，過去老三台被黨政軍控制，失去其公共性，且以商業模式來經營。而當黨政軍退出後，老三台反而被邊緣化，包括通傳會也很少關注。無線電視是否納為必載，是能夠進一步討論的，不過陳耀祥對於公視是否納入無線必載頻道，則舉雙手贊同。他強調媒體管制與改革，不應該單純以自由化的思維來做決策，也必須往民主政治改革的角度思考。

 

　　另一方面，陳耀祥批評過去在討論廣電法的過程中，人民是沒有太多的發言權。他指出整個決策過程，包括換照、無線必載、黨政軍條款，都需要廣納人民的參與，也就是引入自理的觀念。因此整個廣電市場的結構，應該從垂直管制轉型為水平管制。近來行政院倉促的立法決議，不見得對人民利益有任何幫助。

 

 

中資入台　媒體是我們最後的陣線？

最後是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張永明發言，他提及電視的受眾，主要以老人與小孩為主，他們的收聽習慣並不是以「內容」為依歸。而現今網路與數位媒介的普及，早就改變民眾使用媒體的習慣。因此，在談黨政軍條款的時候，我們應該思考修正內容是否符合現實情境。

 

　　但另一方面，張永明根據生活經驗的觀察，發現中資早已經滲入各項本國產業，包括對娛樂產業及房地產的投資。

 

　　因此張永明強調，是否鬆綁黨政軍條款是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在中資大舉進入台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有一條底線，而媒體是否是我們最後的陣線？我們又如何堅持這條底線？這是政府與人民必須更進一步討論的。但當國家選擇介入媒體產業時，也必須考慮到媒體的生存底線。

 

自由要因應時代

本次講座主持人城仲模，強調台灣學界及知識分子，在思考攸關人民利益的政策時，必須具備三個信念，即學識、膽識與對台灣的認同感。他指出在強調學理時，亦必須考慮現實情況，例如現下台灣的國家主權定位、國家安全問題都面臨嚴峻的考驗。自由並不是無限制的，而是要因應時代的變遷；當危險還存在的時候，我們仍必須保持適當的節制。而國會議員要在短期間，即選舉前作出決策，更是民眾須共同監督的迫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