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起為梁秋虹、陳淑容、葉韋君／吳淑鈴拍攝
由世新大學舍我研究中心主辦、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協辦，於去（2015）年12月25日舉辦「挖掘底層聲音：媒體文本、群眾革命與數位人文工作坊」。第一場議題討論「革命中的底層發聲：台灣與中國」由博士後研究員陳淑容、梁秋虹和葉韋君發表論文。
在地發聲 不敵政府壓制力量
「嘉義郡小梅派出所的員警，無意間在雜貨店發現有人在讀「三字集」，內容與共產黨有關。日本政府便開始動員大批員警，以嘉義、台中為主，進行大規模搜查，發現在山區流傳著三字為主的秘密小冊子！」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博士後研究員陳淑容發表〈革命宣傳與底層煽動：「三字集」的文體實驗〉，研究台灣1930年代臺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臺灣赤色救援會（簡稱赤救會）所編製的宣傳小冊「三字集」。她指出，1930的台灣處於日本統治的後殖民穩定階段，此宣傳小冊的出現讓日本政府提高危機意識，並迅速動員警察加以搜捕。
赤救會成員由共產黨和農民組成，發行「三字集」的用意在於啟迪工農階級意識、宣揚共產主義。陳淑容表示，雖然因為日本總督府的查禁，讓這份刊物成為失敗的刊物，但它仍反映了1930年代台灣特殊的文化和社會，也說明以舊形式（宣傳刊物）包裝新內容（西方思想），形成的有趣味性和新鮮感強化了傳播效力。
此外，赤救會成員在日本總督府的紀錄中，被歸類為「初等教育以下」、「理論的水準極低」、「無智蒙昧」。陳淑容說，但這些成員可以閱讀、精讀三字集，她認為「三字集」的傳誦，啟動了一種具有開創性，同時又能回應底層大眾的溝通管道，也因此引起總督府的危機意識，在發行初期就被壓制。
權力介入：公娼消失 私娼出現
「職業及淫賣大稻埕一帶娼寮。其附近之婦女。雖有為正當之職業者。而以皮肉為生涯者。其數亦不為少也。是等之家。于調查員詢問職業之際。……老婦心始安，自供少女時嘗倚門賣俏。」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梁秋虹發表〈底層女性能發聲嗎？論殖民性治理下的生存策略及其沉默的逃亡〉，梁秋虹說，這篇文章是她博士論文的其中一章。文章開始，她以1905年《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一個向權力說真話的歷史場景作為開頭，梁秋虹分析指出，媒體永遠都把私娼放置在負面的文本中，這樣的情況非常普遍。
梁秋虹說，研究最基本的核心是關心人，她的研究發現，公娼的消失和私娼的出現並不是出於她們對職業選擇的自由意志，而是來自於政府對艋舺地區的空間治理行動。她表示，她在看見底層的過程中，看到在實際生存策略的選擇上，具有最大能動性的是政府和業者，而非個人。
報社和讀者形塑團結敘事 提升公共討論的高度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博士後研究員葉韋君發表〈民意可用：上海《立報》讀者研究（1935-1937）〉，分析讀者透過投書讓私經驗成為大眾討論的議題，同時也讓「私的讀者」成為公眾的過程。葉韋君說，民初公共領域的探討中，知識份子佔有重要地位，傳播關係是單向的，將一般大眾視為被啟蒙的對象。有別於此，她採用學者成舍我「想像讀者」的框架進行分析，以分眾概念呈現讀者的多元投書，並從中看到階級的流動。
「報紙編輯具有明顯的價值偏向，透過讀者投書突顯勞動階級的身分，版面上雖表現和諧，但他們共同的敵人是為富不仁的有錢人、效能不彰的政府、剝削的資本家等。」
葉韋君分析了802則上海《立報》的讀者投書，她指出，不被接受的輿情不會出現在《立報》。整體而言，報紙編輯和讀者的態度彼此目標一致，文章呈現團結敘事，沒有主體之分。此外，葉韋君表示，讀者透過投書將個人處境公共化時，和報紙的每日新聞互文，透過媒體真實，成為建構為社會真實的一部份。
葉韋君分析當時的時代氛圍指出，官方組織對民眾的申訴陳情往往不聞不問，她認為，與其依賴政府，不如求助報社和廣大群眾，而上海《立報》也說明了讀者投書能匯聚民眾的情感，同時透過編輯的組織營造共識。她指出，團結敘事也讓讀者和報社相信，他們是社會中的多數，具有公共討論的高度，也讓不同的經驗能互相聆聽，肯定了讀者發言的價值。
座談會後合照／吳淑鈴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