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許多有關新聞及媒體的概念，很大程度是19-20世紀所形成的。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求大家與時並進，重新界定21世紀的新聞與媒體，相反，我想大家先看一下19世紀之前的新聞與媒體。大家也許覺得我這個舉動有點怪，但是，我以前讀新聞傳播時，我的老師說，與新聞學最接近的學科，其實就是歷史。


小冊子（pamphlet）

 
19世紀之前，尤其是18世紀，西方已經有現代報章雜誌的雛型。但比它們更悠久的是「小冊子」，有歷史學家甚至發現，在古騰堡的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以前，14世紀的英國已有「小冊子」，報導英國國會的議事，成為少數精英政治生活的一部份。

 

　　在西方，「小冊子」作為重要的媒體維持了好幾百年，它完全不能用我們今天的新聞媒體或書籍雜誌來理解。它有幾個特點與我今天要談的有關。我這裡用英國作為例子。

 

　　首先，它大部份都不是定期出版，它的出版頻率及形式有點像今天的書籍。通常，政治動盪之時特別多，例如，英國－西班牙之間在16世紀發生戰爭，許多小冊子報導戰事；英國內戰發生之後的20年（1640-1660），共有超過20,000種小冊子。英國另一個小冊子高峰期大概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數量更多，也與政治有關。例如，我下面會談到潘恩（Thomas Paine），一位影響大西洋兩岸的小冊子作家（pamphleteer），用今天話來說，他是人權活躍份子，他的《人權論》一紙風行，他批評英國王室、保皇派、審查制度、殖民政策等等。

 

　　小冊子作家有些像潘恩那樣有名，有些名不經傳，有些根本是匿名的。許多本來寂寂無聞的人，利用了廉價的出版技術及材料，甚至簡陋至只有一張紙，造成廣泛的傳播。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小冊子的內容不一，既有政治、也有文藝與宗教，有記事、有評論，有宣講道理的，更多的是以上內容混雜在一起。而與我們後來的新聞媒體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倡議（advocacy）的成份非常重要，不管倡導的內容是宗教、道德還是政治的。那時根本沒有以客觀中立、平衡報導這些準則，這些都是19-20世紀的新聞專業媒體觀。例如，潘恩支持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的同時，告訴讀者那裡發生甚麼事，而讀者也是在強烈意見及衝突之中接受資訊，他們沒有我們今天仍然或多或少保留的距離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偏頗。

 

　　我們不妨看一下1792年一位英國人的書信中如何描述小冊子與政治的關係。

 

　　「伯納德城堡中有大量的人對憲法表示不滿，諸如「不要國王」、「自由」和「平等」這樣的口號寫在市場十字路口。不久前希爾茲和桑德蘭的船工騷亂時，他們向蘭布頓將軍問道：「你讀過湯姆?潘恩的小書嗎？」「沒讀過。」「那麼就讀讀它，我們很喜歡它。將軍，你擁有大量財產，我們很快就會把它瓜分掉。」」

 

　　大家不妨注意以下幾點，與我們今天的傳播環境很相似。

 

 

　　第一，潘恩的小冊子在工人間流傳，有許多粉絲，有很多讚好；

 

　　第二，粉絲把小冊子的內容，簡化成口號並再轉貼到街頭，就像臉書的分


享與Emoji（繪文字）；

　　第三，它與抗爭行動的共生，就像今天談的網絡動員；

 

　　第四，它傳遞的力量似乎不在於有很好的市場推廣及行銷，而是有一種政
治迫切感及壓力，不只工人有這種急迫感，沒有看過潘恩著作的將
軍或其他統治階級，他們受工人及工人抗爭的催迫與威脅去讀它。

 

　　第五，工人跟那位將軍說的話，像不像網絡欺凌（台灣叫網絡霸凌）？

 

　　這就是我說，小冊子的政治倡導之意。所以，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的不只是新的媒體機構，而是透過新技術發展，復興了一種傳播的傳統──倡議。這並不是說，今天所有媒體都成了政治或社會運動組織，我只是認為，今天大部份媒體都有倡導元素，只是每一個媒體的處理方法不同而已。而對新興的媒體來說，它最重要的存在價值往往在於倡導。

 

網媒，香港獨立媒體網


今天香港人大講「網媒」，媒體遇上網絡始於何時？我認為香港要比台灣落後。1999-2000年香港出現了科網泡沫，也有一些在網絡裡催出來的媒體，但大部份已不存在了。許多人與我一樣，也認為香港「網媒」的轉折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術或經濟決定的，搞網媒，是因為有了倡導的需要，所以，這段歷史只能從2003年談起。

 

　　2003年，五十萬人反對二十三條(反對國家安全法)立法的大遊行，像我們的香港獨立媒體網便是2004年創辦的，那個時候，出現了許多今天稱為「網媒」的東西。2003年的反23條立法的確很重要，也是倡議與媒體結合互生的時刻。我再舉一個簡單例子，那一年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市民拿著《蘋果日報》隨報附送的海報在遊行。自此之後，我們經常看到《蘋果日報》出版抗議海報，例如，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海報。在此前，我只注意到《蘋果日報》是個八卦小報，自2003年，我在它身上感受到倡議與媒體的關係。

 

　　事實上，由2004-2010年，我們參與了大大小小的抗爭，有時是抗爭現場的旁觀者或戰友，有時更會親身上陣。有時是公民記者，有時是媒體行動者，包括：

 

-2005年，反世貿抗議

 

-2006-2007年，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

 

-2009-2010年，菜園村反高鐵運動

 

 

　　我們自2010年後，相對上較多扮演傳統的媒體功能，但與整個香港社會運動及政治仍然關係緊密，例如，前年的2014年雨傘運動時，突然間我們的Facebook專頁成為全城注目（之後又回歸平靜）。但是，我們跟社會及政治運動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呢？我也說不清。我不妨用我們一位成員朱凱迪作為例子看一下其中一個可能性。

 

　　1999-2005年，他是一位剛入行的記者，他後來去了伊朗做自由職業記者，採訪過伊朗大選。因為供稿的報館容納不了他的過萬字長文，所以把文章及照片給我們。他回港之後成了我們成員。

 

　　2006-2007年及2009-2010年，他都是我剛才提及的兩場運動的組織者。在這段期間，他以義務記者及編輯身份，寫了大量非常或過份詳盡的關於城市規劃、土地問題等等的調查報導。

 

　　2010年後，他開始淡出香港獨立媒體網，專心搞他的運動，他參加過兩次區議會選舉，都輸掉了。他現在的運動手法及議題，其實與他在我們機構裡做的差不多，這可能是他輸掉選舉的原因之一吧。

 

　　我們網站的規模沒有變大了許多，但是，在我們機構裡打滾幾年後，出去做其他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的人有許多。朱凱迪的例子不算是典型，有更多的人，原來已是社會運動組織者的人，因為要倡議的原因，與我們發展了短暫緊密關係，之後他們獨立發展了。

 

　　簡單來說，我們與過去十年出現的一種關注城市規劃、土地及文化的社會運動是共生的，是香港反對運動的一支，或泛民主派的一員，但又與政黨，以至近年興起的本土派有不少距離與差異。

 

　　我一直認為，我們的媒體內容沒有甚麼很出色的，只有在運動期間你才覺得那些文章寫得特別好，照片特別好看。就你今天拿出潘恩的小冊子來看，讀不出甚麼出色的理論，文筆也不算好，你要想像自己是當年英國的工匠，才能讀出他的小書的意義。


媒體倡議或倡議媒體的年代

 

　　香港不經意地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媒體倡議或倡議媒體的年代，從一個宏觀角度看，是19-20世紀的商業媒體模式轉型或沒落的結果。我們在香港經常開玩笑，香港媒體愈來愈不賺錢，投資開個小攤賣小吃，比開一家媒體還是賺錢。

 

　　可是，在舊有的媒體消失之時，卻又有一些新的媒體陸續湧出，有些人說，它們都有政治目的，但像香港獨立媒體網這樣的公民媒體又何嘗不是？只是我們的政治目的、信念不同而已。我會說，媒體成立的動機，「倡議」的成份愈來愈重要，否則，誰還要辦媒體？

 

　　我希望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讚賞所有倡議型的媒體，我不是說倡議就是好，我更不是為最近新成立的一家標榜「倡議」的香港網媒打廣告（我個人更喜歡「端傳媒」），我要說的是媒體以至傳播裡的一個元素，一個傳統──「倡議」，它並不單單是指鼓吹甚麼，而是它與社會、政治及思想運動的深層次的互動。我也不是推崇近年香港出現黨派色彩濃厚的一些網媒，有些人甚至認為它們是宣傳機器，但是，它們的湧現的確說明了「倡議」的重要性。我以為，今天要思考的是，怎樣才是好的媒體倡議或倡議媒體。

 

　　例如，把倡議變成情緒發洩當然不好，但情緒在媒體及傳播裡不能沒有；把倡議變成單一立場宣示當然不好，但立場的衝擊對立是無可避免的，甚至是如今認識世界的方法及途徑（所以，我覺得有些香港媒體，強調要放下社會撕裂，完全不必要）。當倡議成為思考媒體的重要元素時，要判定一個媒體好壞的標準便變得不是那麼簡單，又或者不需要太深究。例如，你問我香港獨立媒體網是個好還是壞的媒體，我會說，時好時壞，我其實並不那麼在意它或其他媒體本身是好還是壞。我比較在意的是，在不同特定的議題及爭議之中，我們扮演或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我們如何回應當下。

因此，19-20世紀所形成的新聞倫理，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其中一個思考點是，我們不應，也無法再去預設一種抽離的理性公民，今天informed citizen，同時也是emotionally charged citizen，充滿情感的公民。我們要為他們提供甚麼？我們要怎樣跟他們互動？我們如何讓他參與到媒體或傳播的實踐之中。當中涉及到技術問題，也有倫理道德問題，這些都要與19-20世紀的媒體模式一併思考，而不能截然二分。「倡議媒體」當然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問題，到底怎樣才是一個好的媒體，恐怕亦比以前更複雜，更不容易判定。

 

　　今天許多媒體願意或不願意地利用社交媒體，讀者離不開社交媒體來閱讀認識時事，例如我教的大學生。這便說明，我們處於一個紛亂的傳播環境，事實、情感、謠言、強烈觀點、不假思索的關鍵詞交雜在一起，這正說明，我們活在一個倡議媒體或媒體倡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