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記者對重大新聞事件的考古：略談台灣核武研製內幕／呂一銘

張憲義叛逃引發各界議論

　　直到今年四月間，當年（1988年）叛逃到美國的前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CIA臥底者）接受中研院學者陳儀深的口述歷史訪談，吐露當年叛逃到美國，以及在美國介入下讓台灣發展核武計畫被迫中止的過程；並說沒有背叛國家或台灣人民的利益，「頂多只能說背叛當時的上司郝柏村」。另他也曾於1998年投書聯合報，認為已完成蔣公和蔣總統交付的任務，「我們有能力，但絕不製作核子武器。」且是「美台雙贏」云云，復又引發各方議論，仁智互見。

　　或許乍聞之下，會直覺「定義」張憲義「叛國」似是重了些，但根據我國現行刑法中有關內亂罪（第100條至第102條）、外患罪（第103條至第115條）以及妨害國交罪（第116條至第119條），是以外國（友邦）、他國做為規範，並不侷限於開戰中的敵對方為對象。像中國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主流民意認知其為敵國（國防部的定義亦為敵國），殆無問題；然則，一旦接受國家委任的軍人，將軍事機密交給外國，自是背叛了國家，並構成外患罪，何況張憲義係在CIA協助下離台，並在美國參加國會秘密聽證提供研製核武機密事證後，造成國家實際的損害，此絕非能以未背叛國家或台灣，或僅背叛郝柏村等某個將領，所能合理解釋，與自圓其說。

　　就像張憲義昔日的上司前核研所所長周仁章（1989一1992）所說：「現在也不能怪誰，只怪這個人（指張憲義）不忠不義」（參見中國時報1997.12.25.專訪時任國科會駐舊金山科學組組長周仁章博士）。畢竟軍人效忠自己的國家（台灣已是民主國家，政黨輪替無乃自然）是天職，為國犧牲負有必死之義務，中外皆然。

　　如今張憲義叛國的事實俱在，恐不是用口述歷史方式可以開脫或平反，也根本扯上他還有什麼「非核家園」的心跡（他是1967中正理工學院畢業，1969年在美深造之時被CIA吸收，1976年獲美田納西大學博士學位返台進中科院工作，未聞有「非核」理念說法？何況此也無須加入CIA後才能展現「非核」抱負）。郝柏村亦曾在日記中說：「吾人早知CIA在中科院有臥底，其實也不只張憲義一人…。」再者，不論藍綠或族群的意識型態如何（外傳他有省籍情結，但從他不過10多年即躍升上校副所長要職，若是因加入CIA後，才會如此，豈不更容易洩底？類此反顯示其詭辯或是受到名利的誘惑，作違心之論），應與他加入CIA動機並無牽連。但若看到台灣為民主犧牲奉獻的海內外志士前仆後繼，才創造今天台灣民主奇蹟，豈不汗顏？！況且今天的台灣已為民主多元化的社會，對張憲義的臥底叛國的觀感及容忍度，將會有公評的。

　　而今張憲義已在美國CIA保護下定居（別忘了，中國對他也很有興趣），即便口述歷史再好，其真實性亦為人質疑；又若張憲義真認為自己「叛逃」是為了台灣好，就更應該回台坦然面對媒體、國人，把當年台灣研發核武的內幕「說清楚，講明白」。當然，今後也將會有更多的其他旁證資料陸續出爐，作為對照，相信歷史會有公斷的！

昔日重大新聞的再考古

　　何以美國對台灣研製核武有階段性的支持和反對，甚至到後來摧毀？這要分成四方面觀察：其一.台灣初期全靠老美，從軍事裝備（含軍事及科技教育訓練的美式系統，致養成依賴和慣性，連後來的核能或核武研究試驗設備，亦復如此），到初期的民生經濟，可說是為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威權體質，加上海峽兩岸的對峙。及內部的政治運動不安，長期衍變累積下來，漸趨淪為日後台灣俯仰由人（含依賴中國的經濟市場和長期依賴美國）的不堪。

　　當1945年國府轉進台灣。此時因二戰的破壞，生產力未恢復，隨即又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而為支援內戰，大量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造成物價飛漲，台灣經濟極為紊亂，通貨膨脹尤其嚴重。接著大批軍隊、難民擁入台灣，局勢更加不安定。及至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才把國府由放棄到納入圍堵中共的一環，使美援（1945－1972）發揮了極大安定台灣的作用，漸趨穩定（像1950年12月20日，台灣省政府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台灣分署簽訂「肥料供應合約」即是）。此外，美國還介入內政協助台灣經濟的穩定下來，及控制通貨膨脹，維持民眾的基本生活所需。（註：大部分的財經學者分析台灣經濟發展多以此年為開始。從1945年到1952年可說是「混亂調整時期」。而1953–1960，為第一、二期四年經建計畫期間，稱為「依賴美援時期」。到了1961–1972年，是典型的四小龍快速成長期間，稱為「自力成長與經濟起飛時期」。及至1973–1984，經歷兩次能源危機，稱為「遭遇國際經濟驟變時期」。在1985–1992，新台幣由40 對1 美元升值到25對1美元，稱為「台幣大幅升值與調適時期」。）

　　據美經濟學者傑克拜 Neil Jacoby (1967年)估算，美援在這段期間對台灣資本形成貢獻約占31–34％，每年平均彌補國際收支逆差達91％，而使台灣經濟成長率提高約一倍。台灣在這一時期經濟成長率每年平均7.6％。

　　諸此，可見美方不論經濟、軍事、教育等層面介入甚深，導致後來的研製核武的起起伏伏，當是其來有自。

　　其二，每個階段的美國總統對台政策不同，此亦與歷任美國總統的核武政策攸關，兩蔣受鼓舞也受監控，乃至毀棄，皆有脈絡可尋。類如包括前後期的冷戰（1947－1991）因素（歷經韓戰、越戰、柏林圍牆、古巴危機等，大國多採「鬥而不破」，呈恐怖平衡型態，儘量避免越過紅線，否則後果堪虞。所以中蘇美英歐多次拆核武信管，尤不願小國擁核（像今天北韓的金正恩不斷胡鬧，就令大國很頭疼，即為例證）；對美國而言，核子壟斷保護美國的核子專利，藉以維護強權地位，自是美國利益所在，導致階段性支持及破壞，亦是在一種必要的手段，難言對錯，只能留供後世公評。

若從美國歷任與台灣核武發展的總統（自1945至1988年）一覽表中，就不難發現箇中的奧妙。例如民主黨籍的杜魯門Harry S. Truman任期是1945年4月12日一1953年1月20日；共和黨籍的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為1953年1月20日－1961年1月20日民主黨籍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是1961年1月20日－1963年11月22日；民主黨籍的詹森Lyndon Johnson則是以副總統接任甘迺迪遭暗殺身亡的遺缺，並再當選總統任期為1963年11月22日- 1969年1月20日；共和黨籍尼克森Richard Nixon（1969年1月20日-1974年8月9日），因水門案下台由副總統福特Gerald Ford接任（1974年8月9日一1977年1月20日）；民主黨籍的卡特Jimmy Carter，任期為1977年1月20日- 1981年1月20日；共和黨籍雷根Ronald Reagan，則是1981年1月20日－1989年1月20日（1988年任內拆毀台灣核能所機密設施）。之後，才是共和黨籍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 任期1989年1月20日－1993年1月20日。

　　有意思的是，早年力挺或後來不支持國府者，泰半為美國共和黨籍總統。像艾森豪總統Dwight Eisenhower（1953－1961，連著名的麥克阿瑟將軍亦是），皆為不遺餘力支持者，還在1954年於北大西洋公約國家集會中揚言要用原子彈。果不其然，1955年4月23日，中共讓步，周恩來就在萬隆會議上表示「願以協商方式解決台灣問題」。5月1日，使得台海的第一次核武危機結束。

　　但艾森豪總統仍在1957年派遣可攜帶核彈頭的屠牛士飛彈（Metador）駐防台灣；翌年，美軍在台南基地，還建成一座核彈頭專用儲存庫（據我國防部首度公開的絕對機密檔案中，更披露1958年金門炮戰後，國軍曾與美軍研擬計劃，使用金門的12門八吋巨炮向廈門發射核彈，攻擊解放軍的炮兵、戰船及戰備陣地，並規劃在金門太武山等地儲存核彈，最後美方態度保守，未將核彈運交國軍）。

　　不過，好景不常，當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時，共和黨籍的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1969年－1974年水門案下台，由福特Gerald Ford接任，任期1974－1977），便與中國進行破冰外交之旅（1971年7月15日受邀訪問，1973年5月，在北京設立駐華聯絡辦事處）。美中終在1979年民主黨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1977－1981）手裏，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後台美關係急轉直下，1988年共和黨籍的雷根總統，藉張憲義叛逃向國會提供的機密資料，成了台灣的核武的終結者。或許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陸陸續續解密的資料，可提供吾人啟思。

　　其三.國際局勢的詭譎多變，像冷戰（Cold War）時期（1947年－1991），美英為首的西方列強、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陣營，長期的政治對抗，亦使核武由熱而冷，並使台灣的核武研製發展過程亦隨之浮沈，直至1988年退出舞台。

　　然則，在數十年的冷戰中，兩大陣營的關係和冷戰的激烈性也不斷變化。像1957年，蘇聯的人造衛星升空，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結果使大學、研究所的擴充，復使冷戰加溫加劇，像利用獎學金從民主陣營的國家招收優秀學生到美國深造，還成了冷戰的策略之一。而重大的衝突事件，包括柏林封牆（1948-1949）、朝鮮戰爭（1950-1953）、蘇伊士衝突（1956）、古巴飛彈危機（1962）、越南戰爭（1959-1975）、蘇聯入侵阿富汗（1979-1989）、蘇聯擊落韓航007號班機（1983）等等。透過彼此的軍事結盟、戰略部隊的布署、對第三國的支援、間諜和宣傳、科技競爭（如太空競賽）以及核武器和傳統武器的軍備競賽來進行非直接的對抗。美蘇在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曾進行了一系列政治和軍事的衝突，包括了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東南亞地帶。為了減緩核戰爭的風險，雙方陣營曾在1970年代，試圖以緩和政策減緩軍事對立，而冷戰中的核戰爭和間諜戰、高科技軍備種切也成了大眾文化常見的題材。

　　在冷戰的初期（1947-53），正值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國府幾被美國拋棄，倖遇上1950年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採行圍堵政策，不得不強化國府軍備力量配合維護太平洋的安全；之後又接續越戰爆發（1955－1975）烽火連天，英法諸國鞭長莫及，且直接間接亦影響美國本土的安全，是為冷戰危機和衝突升級（1953-62）時期；而在緩和政策下的對抗（1962-79）時期，台灣又正積極推動初期的科技發展（即1969一1981國家12年科學發展計畫），中共在文革十年浩劫後，1978年鄧小平復出，才有了改革開放的起步。

　　當時，台灣的經濟起飛，領先中國十年以上，已行有餘力發展核武，這段時期，鄧小平曾不斷放出訊息，要蔣經國「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蔣經國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鄧小平甚至派了人來傳話，可以將福建省讓給台灣，以求和解，都被蔣經國拒絕。

　　另從1980年代開始，在雷根政府的執政下，對蘇聯展開了一系列外交、軍事和經濟上的攻勢和施壓，促使共黨陣營的經濟發展陷入了嚴重的停滯；而蘇聯在總書記戈巴契夫的領導下，實施了經濟改革（1987）和開放政策（1985），但因東歐國家從蘇聯脫離獨立的傾向，卻只增不減，尤以波蘭的團結工聯最為突出。諸此種種的衝擊影響，戈巴契夫在1989年停止了對東德的支援，導致了蘇聯的附庸國家，一一脫離，最後蘇聯在1991年年底徹底解體。使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而當時無數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生活都發生重大改變，台灣也不例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88年雷根政府終結了台灣核武的發展。

　　其四.國內反對國民黨（或台獨）及民主運動聲浪崛起，亦使CIA有見縫插針機會，得以獲取不同管道的情報，例如後來的維基解密中，就發現有不同黨派的人士成為美方須保護（PROTECT）者。而從戒嚴到解嚴時期（1949年－1987），亦是台灣內部最動盪的時期，諸如1970年「424刺蔣」案、桃園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1984年的江南案、黨外運動…等等，使台灣當局推動研製核武工作亦相對棘手，洩密管道增多，防不勝防，加上雷根總統的國內外政策的大轉變，自有其中止台灣的核武的重要理由。

　　至於其他包括中共恫嚇，擁核存活或影響國際形象等等，均非主要考量，例如以色列、印度等的擁核，美國還會暗中相助，因為有利對抗前蘇聯（現為俄羅斯）與中國，而台灣的擁核既未成氣候，又未必有利美國的國際合縱連橫戰略政策，還會讓中共藉口動武，成了「麻煩製造者」，得不償失。反之，若中國落後，俄羅斯又袖手旁觀，台灣的擁核成熟自有利美方，自然樂觀其成。這就是國際現實！然而若非美方的強大科技經濟實力和軟硬兼施，中共早就已動武接收台灣了。

　　台灣核武研製短短的二十多年，雖功敗垂成，但就國家總體科技發展而言，仍是功不唐捐的，因為相關的訣竅還可支援國防、醫藥、生技、教育等廣泛應用。

　　不過，對有心為國研製核武的科技專家，總算走過一回高潮迭起，又驚險萬狀的旅程。正如蘇軾的三首廬山遊歷詩形容人生的體悟。正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歸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最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凈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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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內容僅為節錄，全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