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學院為了培育更多電影工作者,特舉辦一系列講座,包含「電影專業講座」、「國際動畫特效講座」、「編劇講堂」。台北電影學院請來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與年輕人分享經驗,讓對電影工作有興趣的年輕人能更清楚台灣電影現況。
「2016電影專業講座」,這次舉辦兩場講座,一場請來國際著名電影製片人馬可˙穆勒。另一場請來台灣製片人及監製李烈、葉如芬,三人從電影製片的角色來看電影產業。葉如芬認為身為製片人應該具備四種能力,「鑑賞力」、「觀察力」、「執行力」以及「判斷力」。製片人和一部電影的相處時間很長,包含前期、電影製作其以及到最後的發行,所以對選片要有一定的眼光。從電影還只是一頁的故事大綱時,製片人就要決定電影的製作規模,還有市場的可能性。
製片人的「鑑賞力」
演講中有觀眾向穆勒提問,「常常看不懂侯孝賢及蔡明亮的電影?」穆勒以「心」這個字回應觀眾,穆勒認為懂與不懂,若是執著與意識層面的懂,那就會喪失情感的懂得。而他認為中國字的「心」指涉了情感、心智、大腦三個部分,所以建議觀眾在欣賞電影的時候,能夠多以「心」的方向去欣賞電影。穆勒也認為華語電影最大的特色就是「從個人的情感出發,站到國際的角度上」。
製片人的「觀察力」
穆勒也分享自己在影展中獨特的選片技巧,穆勒在看片的時會觀察觀眾是不是有分心玩手機,或是有沒有坐立難安,這些小舉動都是他決定會不會選這部片的關鍵因素。
李烈也針對這幾年台灣電影提出自己的觀察,「其實在每一部台灣電影裡面都看到那個故事的可能性,代表每個故事都可以被完成的更好。」她認為台灣的創作者常常聽不見別人的意見,因此讓電影故事流暢度降低。
葉如芬認為台灣太多導演身兼編劇、剪接或是攝影師,這都不是很好的現象。因為既然有這個職務,就代表有存在的必要性,而當導演一人身兼多職,可能導演就忽略了演員的表演。李烈認為年輕的創作者,應該要對投資人負起責任,要對別人的錢負責,因為許多年輕創作者常忘記,自己的夢想是用別人的錢完成的。
製片人的「執行力」
李烈與葉如芬演講中點出許多台灣電影的慘況,但他們認為在如此糟的環境裡,他們還是持續在為台灣電影努力。因此他們告訴對電影製片有興趣的人,唯一的建議就是,「進組就對了。」只有加入劇組從基層做起才能最了解製片的工作。
他們也點出台灣電影在創作上的瓶頸,台灣雖然沒有任何審查制度,相對於中國較為創作自由,但是我們的作品卻往往不如中國電影的深度。李烈認為我們的自由卻反而成為我們的框架。反而是中國有很多限制,電影的創作卻不間斷。
製片人的「判斷力」
穆勒提到在舉辦影展的過程中不乏遇到許多後台的壓力,來自各方的「慰問電話」企圖影響選片。穆勒認為他會為了捍衛所相信的事情,拒絕其他勢力的干預,這樣的堅持,可能付出的代價就是被炒魷魚。這就是身為製片人的判斷,他要為他選擇的電影負責,為影展負責。
葉如芬認為製片人的工作,是每天都在學習,因為每部片對他們來說都是新的。例如去年《我的少女時代》在台灣大賣,並不代表今年相同的題材會受到歡迎。因為台灣沒電影工業,所以每部戲幾乎都是要重來,這都很考驗製片人的判斷力。
台灣電影的現況
台灣不能拍《屍速列車》嗎?葉如芬認為,台灣當然能拍《屍速列車》,但是要花多少時間拍?多少成本拍?魏德聖也曾八個月花七億拍出《賽德克巴萊》。韓國電影也不是在《屍速列車》才變厲害,而是一直都很厲害。葉如芬很憂心台灣電影現在要和世界電影競爭,除了要和好萊塢電影競爭外,現在又有韓國電影的壓力。台灣電影佔全台的票房比例不如外來片,且台灣市場太小,不得不走出台灣,將市場放眼中國、東南亞的海外市場。
台灣市場太小,以《健忘村》為例,是一個大成本的製作,若只以台灣市場為主,要回收很難。所以《健忘村》選擇合拍片,資金變多,市場也變大。
葉如芬認為電影是希望越多人看越好,而不是將作品侷限在國內的市場。但他們也認為本土的台灣電影是他們對台灣電影的責任。他們仍是會繼續拍屬於台灣人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