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夫麥昆2013年所執導的《自由之心》片中一景，本片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
沒有人會想命令電影工作者該拍哪種故事，或者選哪種人來演電影。但若我們堅持藝術的神聖性，堅持每個藝術工作者追求創作理想時該當享有的權利，此舉或能遏止體制內的醜陋現實。一個關於白種人奮鬥過程的故事不該是這部電影要背負的原罪，但是當市場上發行的電影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關於白種人的故事的時候，這就大有問題了。而且，無法打入主流業界不僅僅是非裔美國族裔所面臨的困境，對於白種人而言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從體制中獲利，卻無意識強化了潛規則與偏見的影評人。
商業行為已經替這樣的現象找好了一堆藉口。對於觀眾喜好的各種沒有根據的假設，其實已經成為各種歧視行為的幫兇。電影公司在拍攝電影時，尤其是浪漫愛情片，為了不想要冒險賠上南方州的電影票房，基本上就會先行限制黑人角色的可能性了。另外從近期的案例可知，儘管非裔美籍歌手的流行樂在全球大受歡迎的事實，已然對這樣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但由於電影業者普遍認為海外重要市場的觀眾會排斥由黑人明星主演的電影，這樣的認知已經大大影響了選角上的考量。
不論是黑人白人，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的美國人，大部份都相信社會會進步，也相信一味地否認社會上已發生的變化也無濟於事。但詭異的是，如果普遍民意堅信國家持續地在進步，將會把社會引領至一個始終在緬懷過往的幻象裡，不斷強調過去的問題已經永久地解決掉了。白種美國人熱衷於想像種族歧視會有結束的一天，他們以為種族歧視隨著解放奴隸宣言的發表、1960年代黑人公民權利的立法以及歐巴馬被選為總統之後，早已宣布死去。但想當然耳，這些里程碑也不過是開啟了歷史上新的篇章而已，還有許多未知的後續尚未發生。
金韋恩斯（Kim Wayans，左）與阿德普波奧杜耶（Adepero Oduye）於2011年的電影《賤民（Pariah）》（註十三）演出，由非裔美籍女導演迪里斯（Dee Rees）執導。
政治上的情勢也展現在電影當中。在2000年代，丹佐華盛頓、佛瑞斯惠特克（Forest Whitaker）、傑米福克斯（Jamie Foxx）與荷莉貝瑞都得了奧斯卡演技獎。而近期的電影諸如《珍愛人生（“Precious”）》與《自由之心》也都獲得了注目，史派克李更獲頒終生成就的獎項。然而有時候個人獨立的成就，往往會被誤認成體制已有所改善的表徵；我們深知業界的現實問題，因此這些黑人演員與電影工作者在歷經千辛萬苦獲得成果之後，他們的創意表現與萬般努力所帶來的光環雖然不會被抹殺，但是產業結構造成的困境始終一如既往地難以撼動。這也是為何歷代非裔美國人在好萊塢闖蕩時，他們所立足的墊腳石是那麼的脆弱，這些進步的成就也如此容易被推翻。
所謂的頒獎典禮——基本上就是一般流行娛樂媒體的樣貌——傾向於聚焦在卓越的個人成就上，忽略了產業結構裡的始終存在的障礙。筆者當然想要大聲地為真正披荊斬棘的電影工作者的成就喝采，好比正準備拍攝好萊塢大片廠出品影片，還有新的電視影集與紀錄片的杜威納導演。與此同時，她的這些成就不應被視為所有女性導演，特別是少數族裔的女性電影工作者的工作常態（筆者也相信杜威納導演會同意此觀點）。因為說穿了，電影產業正是需要這些傑出的個體，好以此掩飾業界如此糟糕的現狀。
理論學家烏茲麥克奈特（註十四）曾質疑，這些例外是否真能鼓舞人心。麥克奈特曾寫道，黑人的個體成就被當作是種族平等的佐證，「極端的白種人至上主義份子，是白種人族群用來和實施吉姆克勞法（註十五）的不堪過往進行切割的代罪羔羊 」。所謂的極端白種人至上主義份子，比方一名新納粹主義份子，當他成為象徵仇恨的標記，反而讓其他的人能和歧視的行為脫鉤，繼續從種族歧視與白種人的優勢當中取得利益。尤其在種族隔離政策之後，這些白種人轉而將歧視罪名的矛頭指向政府，好讓負責改變現況的重責大任丟給政府，而不是留給白種人族群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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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三：《賤民》，翻拍於導演迪里斯2007年同名的短片，為導演自編自導的半自傳性體裁片，故事主軸為黑人少女的性向困惑與摸索。
註十四：Utz McKnight，政治理論學者，現任教於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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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NOHLA DARGIS, A. O. SCOTT
編譯：張君涵
原文網址：https://www.nytimes.com/2016/09/18/movies/hollywood-separate-and-unequa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