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近年風風火火地展開，是好事，現更以「國是會議」方式分組討論，自予社會高度期待。但因其中涉及新聞自由部分，採法律規範或交由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審決處理；甚且連防範「假新聞」亦復由政府介入建立「真實查核機制」等等，引發外界諸多疑慮。顯然司法或政府部門，對新聞媒體仍存有「管治」心態，一日不除，恐難以邁向一個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民主化國家。


　
　　儘管台灣擺脫戒嚴的黨國體制，近20年也已政黨輪替三次，邁向國際所稱的「民主成熟」國家；但因歷經過去48年黨國教育的遺緒未褪，以致於在野時挺媒體當利器，等到執政時就希望媒體聽話、當文宣工具（像國營媒體依然存在），完全忘了媒體就是監督政府的「第四權」，是「永遠的在野黨」，乃為防止政府腐化、伸張公平公義、維護民主自由核心價值、追求真相而存在。
　


　　再者，司法是為制衡政府保障人民權利福祉的獨立機構，在某種「制衡」意義上，是相輔相成，而非作為執政者「治理」媒體的利器；像美國司法獨立的公平正義表現種切，堪為例證。例如抵制「狂人」總統川普簽署「移民禁令」的作為，便說明行政不能凌駕司法、憲法之上；又如川普為打擊「假新聞」與媒體的過招過程，十分精彩。


　
　　當川普公開批評媒體報導不實，是「美國人民的敵人」之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卻盛讚媒體表現超棒。根據《BBC》報導，針對「假新聞」爭議，金斯伯格以1970年代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為例，重申「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她表示，當時若沒有新聞自由，這件醜聞可能永遠不會被揭露，更指出，自己至今每天固定都會閱讀《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因為這是「記者嘗試向社會大眾傳達事實真相」。更忍不住讚揚媒體：「雖然我們現今所處並非最好的時代，但似乎可以預見更美好的未來」云云。


　
　　簡言之，美國畢竟是老牌民主國家，在「三權分立」政制下，不斷求取權力分際、適格的精進，讓行政、立法、司法各自謀求優質的進步，並發揮相互制衡作用，但對新聞媒體始終堅持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簡稱：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妨礙宗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干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該修正案於1791年12月15日獲得通過，是美國權利法案中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新聞媒體的報導或言論表現，隨著時代進步，衍生的問題自然不少，但這些均是「民主之惡」，必須以「民主」方式處理，例如強化自律、教育、查核（第三方公正獨立專業法人團體）、他律（律法簡要或閱聽大眾的口誅筆伐）等，多管齊下，始克有濟；而司法或政府的介入，則須降至最低。美國著名的大法官布拉克（Hugo Black, 1886~1971)，說得好：「只有自由不受制約的媒體，才能揭發政府欺騙的行為」、「媒體對政府祕密的挑戰，不僅是新聞自由的權利，更是義務。這是民主自由的基礎」、「越自由，越對民主體制發展有利，外界便不能壓制這種自由，會讓媒體更珍惜自由的可貴，自律以善盡社會責任。」


　
　　諸此，司法才有公正獨立可言，而政府視媒體為「諍友」，則更會惕勵奮發，福國利民；至於媒體本身的自律和善盡社會責任，就會讓媒體永續發展，成為具有公信力的事業，得到人們尊敬和讚賞，否則亦然。像「紐約時報」能長期成為國際媒體的「模範生」，是絕非倖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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