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報導的新準繩
透過報導內容如何譴責被選任的官員、已經立法的議案，或是文章是否能在訴訟事件上作為弱勢公民的代表來發聲等等，是長久以來檢視調查報導預期影響的衡量基準。
但在與全國各地的調查報導負責人的訪談後，關於「如何記錄調查報導是否有帶來什麼改變」這件事上，似乎有了風向上的變化；由於線上閱聽眾在數量上的增加，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的發行商，或是以研究新聞為主的騎士基金會（Knight Fundation）中某位教授，在近幾年都越發強調所謂「更為無形的徵兆」，像是社會上開始有了更高的察覺意識，或是那些廣泛討論後所激起的火花。
調查報導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總編輯Amy Pyle就分享了一個例子；她提到2014年時，調查報導中心的記者在受農藥影響的社區委託下，追蹤了有關該區草莓在種植時使用農藥／殺蟲劑的情況。根據這次調查所撰寫的文章、以及其餘相關的報導，讓該區的居民對於農藥的使用與危害產生了高度的警覺；Pyle也提到，當時她和她的團隊成員其實是花了更多的時間在臉書與推特的操作上，藉由社群媒體來讓讀者更能投入並參與社區的議題。
Pyle另外還說道：「事實上，這其中有著某些很難被察覺，而且有時候這些難以言喻之處就像是有點濕濕軟軟的東西，但卻是實際存在著的。」順帶一提的是，CIR這家公司早在許久之前，就已聘請了一位全職的社會科學家，專門來替這種微妙的存在進行定義與量化。
以奧斯汀為基地的《德州論壇報》（The Texas Tribune）也採用了類似的方法。根據《德州論壇報》總編輯Emily Ramshaw的說明，這份刊物於2009年創刊在這麼一個保守固執的地區，如果說有什麼明確的證據可以來說調查報導的確帶來了實質可見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Ramshaw強調，對《德州論壇報》來說，更重要的是聆聽德州人的聲音，來加強他們對這份刊物的信任感，以避免成為居民的拒絕往來戶。Ramshaw是這麼說的：「我們實際與居民面對面的接觸，所以才不會被當作只是自由大城市的那種媒體。」
《德州論壇報》也試圖透過公共議題的討論來促成讀者更高度的參與，舉例來說，在今年一月，《德州論壇報》舉辦了一整天的座談會，於會中討論種族與公共政策的議題，就吸引了上百位民眾參與。同時，《德州論壇報》也做了許多不同的嘗試（不論有沒有效），來激起讀者直接打電話給立法委員或是積極參與投票的意願。Ramshaw說：「你不需要從頭到尾僅僅是扮演著聽話、百依百順的角色，或者就像是獵人掛在牆上的那些獸首一樣，就只是裝飾品而已；我們致力於提供更精準的判斷，因為讀者們很可能看了我們的報導而採取一些行動。」
故事怎麼被描述，也會影響到它是否能引起廣泛的討論，以及是否能帶來後續的改變。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資深政治組編輯Steven Ginsberg就提及，造成讀者採取實際行動的誘因，發生在網路上比發生在紙本報只要來得多，而且他認為「故事怎麼被描述，也會影響到它是否能引起廣泛的討論，以及是否能帶來後續的改變。」就像他說到的：「如果你透過思考今天頭版報導的方式來宣洩自身壓力的話，那你想事情的方式將會絕然不同。」
舉例來說，Rosalind Helderman和Mary Jordan兩位記者撰寫有關「川普對移民的態度」的報導，透過「問答方式」的寫法，最能吸引讀者的注意，並促成他們的討論；而另一個例子，則是最近普立茲報導獎的得主－David Fahrenthold那篇關於前任阿肯色州州長Mike Huckabee的報導，條列了81件Huckabee被譴責的事項，是最有效率的撰稿方式。
「我們要試著去找出為什麼讀者想要獲得資訊，以及想辦法告訴讀者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想知道什麼。」Ginsberg如此說到。
在尋求改變中，分歧的意見
如果說，大家對於故事的敘事方式需要更有參與感、更有彈性這件事情能取得共識的話，那我們就不會說記者的價值就是他們透過工作勇於爭取改變了。
《紐約時報》執行編輯Dean Baquet對於調查報導的目的就是「表達一個特定結果」的這件事有不同看法，Baquet說：「你做這份工作，就是問出一些艱難深入的問題，就是這樣而已。」「你的目的並不是要獲得一個明確的影響，至少當你是《紐約時報》、《華盛頓日報》或《芝加哥論壇報》的時候，你的目的不是這樣。」他也認為，這還牽涉到了一些在記者與報商所無法掌控的外部因素，像是故事發展的時間、社會大眾的反應，或是其他媒體是否也做了同一個事件的報導。
騎士基金會在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的「調查與商業新聞學」首席Brant Houston也說到，當記者開始這份報導工作時，是帶著要獲得某個結果的動機時，那將會逾越調查報導的這條線，轉而成為行動主義。
Houston還補充道：「我想很多人都贊成完成這份工作（指調查報導）最好的方式，並不是計劃著要帶來什麼影響或改變，那是倡議者該做的事。」
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見，像是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副主任－Marina Walker Guevara，她認為在考量是否要進行一個採訪計劃時，「是否會產生可能的結果」也是會被納入計劃整體考量的；所以除了斟酌這個事件是否足夠全面、是否有涉及到全球的層面之外，團隊成員也會問自己這個採訪計劃最後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果。
在今年1月20日，川普當選總統之後，調查報導要取得實際的影響變得更為困難了，但同時，對於調查報導的支持卻也在川普贏得大選後開始激增。
「我會說，在進行每一個調查報導前，我們都設想過報導會帶來的影響，」Walker說，而她的組織在2016年發布了「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我們想要改變一些事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存在。」
Walker也解釋，國際調查記者同盟並不是追求報導要有特定的結果，或是與行動主義者有所關連，並以此作為組織的宗旨以達到最有效率的新聞寫作，Walker認為：「透過從一開始就思考報導會帶來的影響，以及根據可能產生的結果來選擇進行哪個報導計劃，我認為我們是以一種更有邏輯以及有用的方式在採訪寫作。」
新聞的信念可以被視作是一種「記者共同合作會比單打獨鬥取得更多成果」，「巴拿馬文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超過400名記者的通力合作之下，才能整理出這份資料，而當中有許多記者都是在狹小的新聞室裡工作而已。Walker說：「我們藉由合作，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她與她的同事也在讀者的問責機制中，獲得了更多鼓舞；這些讀者可能都只是一般的上班族，但他們每個人都至少捐助了3美元給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對於調查報導工作興起的支持
在今年1月20日，川普當選總統之後，調查報導要取得實際的影響變得更為困難了，但同時，對於調查報導的支持卻也在川普贏得大選後開始激增。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的Houston將現在這個時間點稱之為「黃金年代（golden era）」，指的是大眾已經察覺到調查報導對於一個正常運作的民主社會來說是重要的；而Pyle則提到調查報導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也已經多出許多新的捐助者，來贊助他們的工作。
Pyle說：「有許多過去不曾捐助給新聞事業的人，開始對於捐款贊助新聞感興趣」，更補充說到：「他們想要做出一些改變，而我完全不覺得奇怪。」
Houston也提到，除了有關川普的報導之外，也還有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報導，他說：「如果不是這些非營利組織的新聞採訪，有很多事情是你不會知道的。」2016年，有120家從事新聞報導的非營利組織共同發布了一項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在Mother Jones與「調查基金」（Investigative Fund）與《The Nation》以及《Reveal》合作的報導刊出後，司法部就決定不再使用私人的監獄了。
《紐約時報》執行編輯Dean Baquet認為，雖然關於川普相關報導的揭露，不會導致更多共和黨黨員打破階級或是促成兩黨攜手合作來對抗川普，但關於川普執政的相關調查報導，仍然是帶來了改變。他指出《華盛頓郵報》關於前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Flynn的報導，導致了Michael Flynn的請辭；Bqauet說道：「我想我還是認為調查報導不論是在華盛頓或是世界各地，都還是會帶來影響的。」
不僅如此，一位長期進行調查報導的記者James Henry在去年12月公開了大量的資料，檢視川普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他在資料中特別強調了任命前聯邦調查局局長Robert Mueller作為特別檢察官一事，並持續與他的團隊成員在許多國家，像是加拿大、荷蘭、德國、英國，以及俄羅斯進行調查報導，這是一個明顯的徵兆，顯示出調查報導後續還有許多發展。
調查「竊盜統治（kleptocrats）」（註）長達三十幾年的Henry是這麼說的：「有場風暴就要來臨了，我們可不想錯過這番形勢。」
＊註：「竊盜統治（kleptocrats）」指的是在政府中，統治者或統治階級利用擴張政治權力，侵占全體人民的財產與權利，增加自身的財產及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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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孔詩年
原作者：Jeff Kelly Lowenstein
原文網址：https://www.cjr.org/watchdog/investigative-reporting-impact-measurement.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