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0日上午烏克蘭記者Pavel Sheremet離開他位在基輔中央區的公寓踏入他的車中展開早晨的通勤，當天的監視錄影帶顯示Sheremet駛著一輛紅色速霸陸慢慢前往一個十字路口，突然間汽車隨著撕裂前座的激烈爆炸而往後猛然一抽。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表示Sheremet是去年被殺害的48位記者之一，他的死去登上世界各地新聞版面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也矢言將揪出兇嫌。


　
　　將近一年過後，隨著一項為錯誤所擾的警方調查，無人為此案負責，在此同時Sheremet的記者同事們出面介入這個調查。


　
　　就在Sheremet的汽車陷入一片火海後的幾分鐘內他的烏克蘭同事們立即採取行動，採訪了目擊者也將周邊公司和住宅的監視錄像收集起來，國際調查報導記者團體「組織犯罪與貪腐舉報計畫」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與線上電視網Slidstvo.info更聯手製作了一部揭露官方就兇嫌的說明上有所缺陷的紀錄片《Killing Pavel》。這部紀錄片將Sheremet烏克蘭同事們的在地知識與歐陸記者們的資源和科技專長結合在一塊兒，闡明爆炸發生前的幾小時並提出對「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該國的情報單位疑似存有陰謀的質疑。


　
　　Sheremet的作品除了見諸報章雜誌與廣播外其也擔任烏克蘭記者的導師，他組織會議與工作坊吸引世界各地的記者、編輯和專家前來烏克蘭與當地記者交流。出生於前蘇聯現今的白俄羅斯Sheremet 一直都在他的家鄉當記者直到搬去莫斯科後成為了一名針對克里姆林宮的狂熱批評家，他後來離開俄羅斯前往烏克蘭主持晨間廣播節目並為網路媒體Ukrainska Pravda寫稿；「保護記者委員會」於1998年以國際新聞自由獎項表揚Sheremet。


　
　　考量到Sheremet曾是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與普丁政府的抨擊者，以及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半島所導致區域動盪與複雜政局，許多人不禁疑惑究竟誰應該為Sheremet的死負？Sheremet也曾支持2014年迫使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去職的起義但也同時批評新政府頒布的某些政策。
　


　　「我們仍然不知道他為何被謀殺」OCCRP烏克蘭編輯與紀錄片《Killing Pavel》的領頭記者之一Anna Babinets說，「這對我們來說是一道謎題，我們知道Pavel在成為一名烏克蘭記者之前，是一位白俄羅斯和俄羅斯記者，這是一個複雜的情形。對我們來說了解他為何被謀殺是非常重要的。」


　
　　連續10個月以來Babinets和她的同事們收集並檢視閉路式錄像影帶、建立炸彈兇嫌行經道路的精細地圖、追蹤原先未知的目擊者，並且訪談任職於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至少直到2014年的Igor Ustimenko，他被攝影機拍到當時正在爆炸現場附近。在一場向Sheremet—這位在3個國家都有根基的記者—的致意會上，大型跨國團體齊聚一堂表明將致力於調查記者之死如此標誌了重大意義。紀錄片的不同版本是分別以烏克蘭語、俄語和英語的旁白解說製作而成，而背後的記者不僅希望以此作為他們的調查紀錄，也希望向當局施壓使之更積極追查這件謀殺案。


　
　　曾投入巴拿馬文件計畫與「亞努科維奇解密」YanukovychLeaks調查的Babinets表示，關於Sheremet謀殺案的調查報導有一種個人面向「我感覺我自始自終都想進行這項調查，因為Sheremet是一位記者，這起事件關乎我們」她說，「保護身為記者的我們的唯一方式，就是親自展開調查；如果我們對類似事件無動於衷，將為我們自身造成更大的危險，當我們在調查的同時，即是對我們自身的一種保護。」


　
　　「記者間存在著親自調查各種攻擊記者事件，這種分散卻驕傲的傳統」《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 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執行長Bruce Shapiro說。對那些熟稔調查報導歷史的人們來說，Sheremet之死與記者們的集體回應令人不禁想起《亞利桑納共和報》(Arizona Republic)記者 Don Bolles的汽車爆炸案。1976年6月2日，Bolles在結束與一位失約的消息來源的會面後走回他的藍色Datsun上，片刻之間6根炸藥在他身下爆炸，為這位資深罪案記者留下致命的傷害。

　
　　當Bolles躺臥在醫院病床上生命垂危時，他的報社同事們參與了新成立的「調查新聞記者與編輯組織」（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 IRE）追查此案兇嫌。Bolles在爆炸案的11天後去世，然而由IRE成員們所做的報導，卻導致數位涉及組織犯罪並與爆炸案有所牽連的嫌疑犯被逮捕最終被定罪。


　
　　不久前加州《奧克蘭郵報》Oakland Post總編輯Chauncey Bailey在追查地方麵包店貪腐問題時被暗殺，來自美國西部的記者們便於2007年齊聚一堂成立Chauncey Bailey Project，他們的報導在逮補策劃殺害Bailey的兇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過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殺害記者的兇嫌顯少面臨正義的制裁。「當一位記者被殺害，不論是從社會上哪個制度的期望來看，記者本身都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到此事。」Shapiro說「將記者視為敵人，是煽動性言語很大的一部分，也是推進極權的一大要素，甚至在民主社會中，鼓勵攻擊記者的情形也相當普遍，在極權社會中攻擊記者卻免於懲處的情形則無人能及。」　


　
　　自從波洛申科上台後，烏克蘭近幾年來在新聞自由環境上可見些許進步，但寡頭政客的影響與俄羅斯的資訊戰，以及當局未能有效查明Sheremet謀殺案，皆導致烏克蘭在2017年「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新聞自由指數」Press Freedom Index上在180個國家之間排名102。


　
　　「記者在這個區域面臨重大障礙」駐羅馬尼亞的美國記者Matt Sarnecki、同時也是OCCRP的影音編輯與《Killing Pavel》的寫手、製作人和旁白如是說道，「每當記者被殺害總是引發群情激憤，這就是記者為生的方式，看到事情都錯了想要導正這些錯誤。如果是政治人物被謀殺了，我可能不會像為了Pavel被謀殺那般激動。」


　
　　Babinets、Sarnecki以及他們同事的作為，替此案帶來調查上的進展。烏克蘭警方已經訊問了紀錄片指出的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前僱員Ustimenko，Babinets表示警方與記者們達成協議，共享資訊允許記者獲取先前無法獲得的錄影帶，這些記者們的調查，是對於謀害他們其中成員的集體回應一個最佳的典範。　


　
　　然而《Killing Pavel》仍留下許多未解的疑惑，Igor Ustimenko與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關連為何？為何警方忽略了這麼多記者隨後揭露出來的線索，而最大的疑問到底Sheremet為何被殺害？


　
　　Sarnecki的旁白解說以一段簡單的陳述下了結論：「無論是因為不稱職或更糟的原因，結論都是一樣的－兇嫌仍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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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 Vernon


編譯：涂敏


原文網址：https://www.cjr.org/watchdog/journalist-murder-ukraine-pavel-sheremet.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