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媒體的崛起／賴昀
今年五月，壹電視林姓女記者對斷頭兇殺案受害者親友荒腔走板的訪問過程引起各方撻伐。事實上，台灣媒體的素養在長期以來一向為人所詬病，從遣詞造句的錯誤，到冒失的提問、不經查證的報導等，社會對於主流媒體的觀感似乎不斷惡化。光是今年，便有多家主流媒體在一起小模兇殺案的調查過程中將遭受懷疑的梁姓女子指為主謀，並大肆曝光梁女的個人資訊，以聳動的報導塑造其冷血、十惡不赦的形象，然而檢調最終排除了梁女的涉案嫌疑。在這過程中，主流媒體見獵心喜的嗜血醜態暴露無遺。
除此之外，多家新聞媒體所製作的電視報導也因大量使用行車記錄器和YouTube影片的畫面而廣受批評，平面媒體也因多番使用網友在社群網站（如PTT、Dcard、Facebook等）的發文當作報導內容而被抨擊，甚至有許多網友在發文時會戲謔地加上一句「記者勿抄」。更糟糕的情況，還包括記者的侵犯隱私權行為（如全天候跟拍前總統陳水扁之女陳幸妤，甚至假扮病患至陳幸妤執業的診所內偷拍）、扭曲報導（如將美國學者葛來儀推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面見美國總統歐巴馬時提出要求台灣總統將受九二共識的內容寫成葛來儀主張台灣總統應接受九二共識）、未顧慮新聞相關人士的人身安全（如在2005年的蔡姓商人綁架案中，有媒體在人質脫險前即刊載相關訊息）以及造謠（如在計程車司機迷姦韓國女遊客案件中，報導韓媒稱台灣治安差，事後遭韓聯社記者公開反駁）。
台灣各個主流媒體強烈的政治立場也使得報導內容與立場出現偏頗，隨之出現的現象包括中資新聞台對中國新聞的不斷稱頌和對特定政黨的攻訐甚至抹黑。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期間，各家媒體對學運和學生截然不同的報導和討論角度強烈地凸顯了此問題。
在過去，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媒體似乎掌握了公共空間的所有發言權，議題設定與討論風向也都由媒體領導，媒體扮演著資訊流通的守門人角色，大眾能夠接觸到的資訊，除了有限的人際傳播之外，便是經由媒體所詮釋、把關後釋出。一般大眾雖能夠透過投書、爆料等方式設法使用媒體資源，然而主流媒體仍然掌握主要話語權。情況在網路時代大大改變，經由以Facebook為首的社群網站，每個人都有機會使資訊大量流通，甚至因此佔據主流媒體的版面，大眾應享的媒體近用權因而獲得大幅的提升。
媒體近用權指的是在人人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權利之下，能擁有接近和使用媒體的權利，其中包括被動且有限度的接近權，使人人具有答辯以及更正媒體的權利。除了被動，當然也有主動的使用權，包括主動製作節目或是建立自己的媒體。在現今主流媒體亂象層出不窮的情況下，許多有識之士利用網路時代之便，成立獨立媒體，在主流媒體體制之外運作，企圖提供大眾被操控主流媒體的政商勢力所掩蓋的資訊，力圖在主流媒體敗壞的情勢下，另闢專業媒體人的一線生機。
許多獨立媒體關注於特定議題，在主流媒體的冷落忽視之下，獨立媒體代之扮演發聲與帶領討論的角色。例如，在2013年，網路媒體《沃草》（Watch Out）創辦，意在成為「亞洲第一個監督政府運作的獨立網路平台」，透過轉播國會質詢、議程報導、議案追蹤與不時舉辦的立法委員或官員首長訪談，力求使政府資訊流通無礙，使民眾能夠輕易的監督親手投票選出的民意代表，進而能夠追求行政立法機關運作的透明化，充分發揮媒體所應代表的第四權，並經由《沃草》團隊所製作的公民學院等系列主題，行媒體在社會上所應發揮的教育功能。
另一個例子是成立於1997年的《苦勞網》。《苦勞網》關注台灣社會運動，為大眾提供相關訊息，自許「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為主流媒體所漠視的邊緣族群發聲，而其媒體經營本身也被視作是社會運動的論述實踐之一。
眼光放至鄰近的香港，《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在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七一大遊行氛圍中應運而生，在淪為中共傳聲筒的建制
主流媒體集團之外另覓生機。和台灣的獨立媒體一樣，《獨媒》的運作主要依賴民間捐款，雖因此而財務狀況難以穩定，競爭力與可見度也受限，卻亦是因此能免於受到廣告商和財團噤聲。其立場左傾，關懷草根，與政府對峙，也因而其經營、採訪時而受到阻撓。其理念是相對於主流媒體的壟斷，以橫向互動創造百家爭鳴的局面，鼓勵更多的人去思考自身位置與經驗，連結到自己之外的大千世界，去思索「共同」（Commons）的面相。
網路時代使獨立媒體有機會與能力降生營運，同時主流媒體的崩壞——無論是新聞報導水準的低落還是政治勢力的操弄——使大眾將求知的期望轉而投向獨立媒體。獨立媒體的興起代表媒體近用權的進展，人人得以發聲，能夠抵禦主流霸權，卻也可說是對媒體大環境的一個警示，對媒體人而言，媒體自律的素養更顯珍貴；而對大眾閱聽人而言，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則顯出重要與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