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重視科學新聞了！（四）／呂一銘

「科學新聞」能提升國民知識水準
　

去年（2017）下旬，英國著名的科學家、劍橋大學理論宇宙學中心研究主任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01.08.－）對全球發出警訊，若外星人來到地球，會如同當年歐洲人哥倫布造訪美洲大陸之後，美洲原居民消失殆盡一樣；未來人類勢將移居到火星，但這個可能是百年以後的事情云云。乍聞之下，好像跟「實際」生活無關，殊不知，這就牽涉一個國家的科學知識水準，亦與科學新聞傳播發達與否有關，更與社會文明進步相關，值得吾人關注。

然則，此則重要的「科學新聞」報導或分析，一般國家的媒體仍無法達到「精闢、嚴謹、正確」的要求，泰半停留在「姑妄言之、聽之」的階段，十分可惜。

儘管宇宙學、外太空的理論深奧，而大科學家的「先見」，亦非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清楚，此乃說明世人在科學的知識領域不足（例如早年的「元素週期表」，係隔了一個世紀，才普為人知；或如廿世紀末興起的「地球科學」，亦是近20、30年才變成中小學的基本知識），距離科學先進者太遠。

　
至於這段知識的大幅落差，顯與新聞媒體的進步、負責與否攸關；因為媒體除「守望」監督外，同樣有傳播新知、教育的職責。無怪46年前國際知名生化學家李卓皓博士，在接受我的專訪時，就一再強調「科學新聞」的重要－能無形中提升國力和國民的知識水準，更為進步文明社會的表徵！

　
當時我尚未能真正體會箇中深意，直到後來的採訪及人生歷練，才讓我從「見山不是山」轉悟到「見山是山」。例如日本的「科學新聞」，遠在1950年代中期就感迫切需求，急起直追；而中國亦在「文革」浩劫後，走向「改革開放」之初，約1980年代，便積極發展媒體的「科學新聞」（亦有科技之類的報刊雜誌），在2000年還有科學記者獲「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獎譽，足見科學新聞貴在媒體的自覺和努力，始克有濟！台灣主流媒體雖早於1970年代重視，但卻未見投資培育人才及增加報導篇幅，或建制，形同「殺雞取卵」與「急功近利」，結果自然「乏善可陳」矣。

由於筆者參加1970年首屆亞洲科學新聞研討會，得以在東京利用空檔參觀訪問，並和當地主流媒體的負責人、幹部及資深科學記者接觸，發現他們亦是經過篳路藍縷的漫長艱辛歷程，才有了今天可觀的成績；而後來根據許多新聞研究資料顯示，東瀛發展科學新聞的「一步一腳印」脈絡，在在值得借鏡。

日本科學新聞值得借鏡

　
其實，日本的科學新聞在初期，是邊走邊學。在1940年代的科學報導多以特寫為主，各大報亦無科學組的設置，採訪科學的記者多屬文教組兼跑。及至日本二戰敗降後，主流媒體始發現「科學新聞」的重要，即不斷到先進歐美科技大國的主流媒體「取經」（像美國紐約時報早於1945年8月6日投擲廣島、長崎原子彈後，即設有科學新聞組及每週二開闢「科學」專版，逐步建立了權威性，成了世界媒體「領頭羊」），並開始引進效法。

　
復次，日本曾在1954年3月1日，發生一椿嚴重輻射污染事件（媒體稱為「比基尼輻射污染事件」），才掀起了一股報導科學新聞的浪潮。當時，美國在比基尼島上試驗一枚威力強大的氫彈，造成放射性物質散布在200平方公里的海域範圍。先是一艘日本漁船的23名船員受到輻射污染，1人死亡；之後，又接連有300多艘漁船遭到輻射污染，震驚東瀛。《讀賣新聞》因而進行了一連串的追蹤報導，頗獲社會稱道；《朝日新聞》不遑多讓，亦於同年正式起用專職科學記者。
　

1955年12月，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第一屆原子能和平利用會議後，日本政府隨即設置科學技術廳；1957年更派遣科學家參加國際地球觀測年、南極探險等活動，亦促使日本主流媒體加強科學報導的人才培訓。《讀賣新聞》搶得機先，在1956年2月1日設立了日本最早的科學報導總部，擁有專業的原子能和南極調查人才，負責有關科技採訪、調查及公益活動的策劃等工作。而《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不甘落後，分別於同年5月和12月，先後開闢了科學專版。1959年，共同社則闢設科學專欄。隨著科學新聞的影響擴大；《讀賣新聞》1963年又於大阪分社增設科學新聞部，1968年闢科學專版。

　　
當時，日本主流媒體包括《每日新聞》、《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日經指數》等，其科學新聞部門主要分布在東京和大阪，其中專業科學記者總人數則約在60人左右。此外，各大報社也在地方設置科學新聞編輯部，以協助地方記者報導當地發生的科學新聞事件。

　
此外，日本科學新聞亦多以核能、地震、火山、生命科學、醫學、環境、食品安全等為主，主流媒體還特意印發了提供記者學習和參考的資料。像1970年7月，共同通訊社就編寫了《公害採訪指南》，8月又編寫了《補遺》；NHK且印發了《日本公害地圖》等。一者替科學報導提供了依據，協助媒體對公害事件或環境污染等的正確認知，及相關健康知識，從而推動相關法律的制定與修改，維護了公眾利益。類如1970年召開公害防治的臨時國會上，制定和修改了14個法令，漸形成了公害防治法的體系。1971年並設立環境廳，1972年國會更修改了《大氣污染防治法》和《水質污染防治法》等，不一而足。可見科學新聞能引導輿論對社會進步和政策改變形成，具有深邃影響力，功不可沒。

　
而我是在1969年才加入聯合報，分配在採訪組的「政治小組」，算是第一個專跑科學新聞的記者。此與歐美媒體相較，簡直瞠乎其後，亦較日本媒體落後10多年，現在竟被中國後來居上，令人感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