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20」二次政黨輪替前後，是台灣媒體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也就是說，媒體已由工具化轉變成新的競爭型態，過去注重的新聞專業或新聞倫理，乃或扮演社會公器的角色等，變得模糊和混淆不清，並因兩岸的開放，台灣又成了不同政治顏色的媒體競技角力場，如果媒體因政經或市場掛帥，失去了應有維護公平正義人道（人權）的職責，那麼媒體已不復為媒體，反易使民主多元社會變成盲目失聰，甚或心盲，那才是真正的可悲！
如果翻開台灣的媒體史，解嚴和報禁開放前後，媒體是催生民主化、本土化的巨輪動力，到了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應是媒體改革的契機，惜做得十分有限，就像黨政軍退出媒體，設立公共電視網等，都是半調子，直到今天問題依然層出不窮；而2004年總統大選為了兩顆子彈，政局始終動盪不安，亦造成媒體非關專業倫理的對幹異象，復因弊案爆料特多，烏龍亦多，更形成一股不負責任的爆料歪風，幾無視新聞專業及倫理，變成被社會詬病的公害和亂象。
在解嚴以前，政府與政黨的控制，是台灣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而今則是媒體所有人與媒體組織對新聞的影響，二者不同之處，乃在後者是隱含於新聞產製流程中，從選擇報導題材、邀請受訪對象、到新聞編寫，媒體組織的影響均如影隨形，亦往往引導政治新聞的走向，造成偏頗，嚴重影響新聞的公正性。同時媒體組織過份重視利潤，也影響報導自由；為了爭取廣告，媒體配合政府與廠商的需求，以新聞形式處理（又稱置入性行銷），類此利用商業化手法或廣告預算，進行媒體控制，使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合而為一，效果顯著。
直到今年的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完全執政，不僅將國家電台、公共電視、通訊社等「黨政化」，猶開放中國黨公營媒體駐點，無怪半年多來，只要與兩岸有關者，無論「國共論壇」或開放大三通等等，政經利益相關的媒體皆空前絕後地相互唱和，大鳴大放，創造一種兩岸「難得歷史機遇」的「和平」氛圍，足見「520」後，台灣媒體的版圖亦大不同。事實上，媒體可以有政治顏色，但新聞則只有遵守報導「真實」的普世鐵律，不得摻有一絲虛假或顏色。遺憾的是，在「520」前的新聞錯假，或有聞必錄、夾議夾敘等缺失，泰半是查證不足或消息來源有誤，或未能平衡報導等，屬於新聞專業規範的問題；但「520」後，除了老毛病外未變外，「主觀建構」式的編寫現象嚴重，譬如涉及兩岸政經新聞，報紙便增擴好幾個版面，加油添醬，依其政治立場作編寫處理，若是涉及政治性或司法案件，更扮演媒體審判角色予以操控，還有「指揮辦案」及「未審先判」等怪象。特別是立委兼名嘴，爆料有免責權，又可利用立法權監督行政，和媒體「第四權」監督司法、監察，彷彿握有生殺大權，得以恣意妄為，且愈演愈烈，堪稱媒體的特殊現象。
加拿大萊爾森（Ryerson）大學新聞系傑出客座主任（曾擔任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公評人）傑弗瑞‧德佛金（Jeffrey Dvorkin）教授最近來台訪問就指出，新聞報導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必須正確、公正與平衡，使媒體善盡社會責任；而公信力更繫於媒體獨立性。北美報紙能有政治立場，但僅限於社論，新聞報導本身還是中立的。
台灣並無所謂新聞「公評人」（ombudsman又譯監察人）之設，全球建置新聞公評人的媒體亦不多見，廣電媒體設立公評人者更屬鳳毛麟角。以各國新聞公評人所組成的協會ONO(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為例，屬於電子媒體的會員亦僅美國、加拿大、澳洲、哥倫比亞、丹麥、愛沙尼亞、瑞典等國之十餘個媒體而已。換言之，公評人應成為新聞媒體內部倫理的啟動者，不是在解決政治爭端，乃在處理新聞報導是否公正，要不偏頗地報導事實。以此觀之，公評人正是捍衛這道中立的防線，有助建立新聞部門自治與民主機制；只有媒體所有人與媒體組織無法干預新聞編寫的決策與運作，才能提升新聞品質與新聞的公正性，使新聞成為值得民眾信賴的重要資訊來源，誠值得吾人深思和正視。
不可諱言的，現階段的台灣媒體已遭政治和商業侵門踏戶影響，距公共領域越來越遠，漸失「公器」的崇高理想，忽視民主多元的核心價值，無視尊嚴、自由人權淪喪的危機，這才是令人憂心的所在。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