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直維持著正體漢字命脉，大陸則于1964年「文化大革命」（文革）前夕，漠視漢字造字原則和字體演變條件，硬是匆匆忙忙推出思慮欠周的亂碼式簡體（化）字；四十多年來，因為一直在用，故已「造成時勢」，港澳地區于97、99年回歸後，由于地緣和政治情勢，已儼然「正簡由之」局面。兩岸四地交往頻繁之後，「同義異形字」問題逐漸凸顯，識者憂之。在香港，遂有人提出｢識簡用繁（正）」之議。人口達十三億之眾大陸，則屢有「以簡代繁」架勢。六月上旬，馬英九總統在接見僑社負責人時，提出對簡體字的看法，認為慣用簡體字的，可採「識正書簡」原則，但印刷體則盡量用正體漢字，這樣才能與我國古籍接軌。
其實，不論那種講法，都道盡了在政治形格勢禁之下，近代漢字存續的無限滄桑。溯自清末積弱，受盡列強欺凌，尤其甲午戰敗之後，有識之士思唯維新方能啟迪民智，國力方得提昇，而減少文盲使識字者眾，最基礎紮實的一步一腳印作法，則咸信是透過教育以達成目標的正當途徑，而提高民眾識字素養，則似乎非從正體漢字革新去「想象」不可。不過，知識份子論事，似乎一向慣于有建議即有爭議，其時，以王照為首，比較保守、主張漸變的一派，力倡發展「官話字母」；以勞乃宣為首，比較激進、主張急變的一派，則力倡使用「簡字」；餘如譚嗣同等維新之士，則甚至偏激到主張盡改象形文字。
至民國六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通過以「ㄅㄆㄇㄈ」來拼音的「注音字母（符號）」（後稱「國音字母」）。民國八年，白話語體文運動正熾之時，北京《新青年》雜誌，亦有不少「文字改革」和「廢除漢字」的內容，撰文者彼此放言高論，歷時有兩年之久，後因時局動盪而休兵。民國十一年，錢玄同等北京大學精通文字學的教授，率先正式向「國語統一籌備會」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主張使用諸如「灯」（燈）字之類「手頭字」（亦稱簡俗字，後易名為簡體字，中共推出簡化字時，台灣再以此指稱之。灯字原收錄於《正字通》。）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為了因應學者呼聲和時勢需求，仍組成「漢字省體委員會」去研究此一問題，以息眾議。
民國十五年，教育部頒行「國音字母」第二式（初稱「國語羅馬字」），採用英人威德（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所開發出來的「威妥瑪拼音法」（Wade and Giles System of Transliteration）—-嗣後近百年，一般將我人名字或地名，以羅馬字譯成英文者，多採用此法。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又再公佈「國音常用字彙」，吾人所慣用之簡體字（或曰簡筆字、簡寫字、減筆字、省筆字、減省字），幾燦然大備。不過，翌年，亦即二十二年，因為政治參雜，又再掀起「羅馬拼音字母」新文字（Romanization）與「拉丁化新文字」（Latinization）路綫之爭（「羅馬拼音字母」是明神宗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到中國傳教時，為了方便拼寫漢字而開發出來的）。民國二十四年底，教育部正式頒布三百二十四個簡體字，例如，台、臺相同，裏轉作裡；後因抗日之戰起，為免文字先國土分裂而明令取消。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民國四十三年，雖然仍有有識見之士如羅家倫諸人，再提出簡化文字之議，但在恐共形勢之下，終而又再作罷。大陸方面，1956年元月底，中共國務院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第一批簡化字，將一般手頭字、俗體字取代正體漢字（繁體字），目的在廢除漢字，走拼音文字的國際主義路綫，開發「拉丁拼音文字」（漢語拼音方案），用「b p m f d t n l」諸字母，取代「ㄅㄆㄇㄈ」。1958年，大陸公布〈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推行文字拉丁化主要依據（不過，多年來，大陸只是主要將人名、地名讀音拉丁化，其餘皆未「達標」）。1964年，大陸文字改革委員會出版《簡化字總表》，共二千二百三十六字，即今日大陸簡體字主體。
面對大陸文革如火如荼形勢，民國五十八年，何應欽將軍主張由教育部會同中央研究院，整理簡筆字（如点、鉄），以落實其適用性，並因應返回大陸後的文教問題，不過，此議又遭擱置。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國立師範大學（北師大）國文研究所，完成「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以「一字多體時，取一字一體，以通用及筆畫少者定為標準字體」為原則；例如，取才不取纔（才為異體，但通行）取腳不取脚（但脚較合六書造字原理），取為不取為（為常用而且筆畫最簡），但亂字不取乱，繡不取綉，以正字體，得字共四千七百零九字。此表于民國六十七年，再度修正，名為《標準行書典範》，與大陸之《簡化字總表》比較，兩者相近或相同的約七百字，大約是30%左右—-此之所以我們有時寫起字來，「象正又象簡」的主要原因；這也正好說明了「大陸字」和「台灣字」，基本上其實有著同卵雙胞胎般血緣，硬是將一字歸類為繁（正）為簡，意義不大。
大陸于文革後，1977年，又公布〈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但這批簡化字「無厘頭」得令人無所適從，終而在1986年時，不得不廢止「二簡方案」，同年十月，調整了一些個別字後，重新公布兩千兩百三十五字的《簡化總表》，並指出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應當保持穩定以利應用—-至是大陸簡體字「動異」，暫時「停格」。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于1978年元月，推行人名、地名拉丁化；例如，北京，拼譯為＂Beijing＂（以前用Peiking），但長城仍稱＂the Great Wall＂，從此，中文拼譯音，除了威瑪式，語言學大師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以及耶魯式（Yale）外，又多加了大陸拉丁化拼音，令人有一種花多眼亂，落英繽紛的感覺。
漢字書寫，由竹簡的橫平，到金文、鐘鼎文、篆、隸草行楷書的直豎，的確流失了不少初文，甚至「面目全非」；例如，春字「始祖字」原是「艸、屯、日」疊豎的，後來却成了秦字頭之春，這部份是無解的。故從漢字變遷史是來看，當字型由曲綫定型為方塊之後，其綫條（筆畫）減省空間原來就大，字義亦可靈活因應時代需要。因此，漢字固有由簡變繁的，例如，山崗的崗，原本是岡字，從來岡字成了聲符（如剛、鋼），故山岡的岡就加上山字成崗，以示區別。不過，從整體來看，漢字由繁變簡的情形居多；所以，識簡—-不論是「識簡用繁」，抑或是「識繁用簡」—-一向皆是如此的了，只是時代和政治形勢的解釋不同而已。
例如：在甲骨文中，已有繁體的羊字和簡體羊字；雷在金文裡，原是雨字下面有四個象徵雷聲的「田」字，中間夾著一度電光，十分之傳神，但為了書寫便利，就省減成只有一聲雷響（田）的雷字；漢魏六朝的碑刻，已將「號」字簡化為「号」，「亂」簡化為「乱」；三國時期把「體」簡化為「体」，「尋」簡化為「寻」；「虽」（雖）、「称」（稱）是宋元以來俗字；至清太平天國之時，則將「國」字簡化為「国」，「範」簡化為「范」，「乾」簡化為「干」以及「雲」簡化為「云」等。所以，大陸簡體字其實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其一是復古返祖字，如后（後），尘（塵），叶（葉），礼（禮）和鉄（鐵）諸字，又或者是行之已久的俗寫字，如「双」（雙）、「党」（黨），此類字多見于第一批簡體字中，因為離漢字不遠，較易為一般人採用，但正由于此，筆誤頻繁之下，人皆可為倉頡—-自造看起來相類似之私房字，以致「小道文字」頻頻出現。其次是以個人字跡造字，例如，郭沫若好將「言」字寫成草書之「讠」字，結果因為政治正確考量，簡體字就凡「言」旁必「讠」，如谈（談）、论（論）諸字。第三類則是臨急臨忙，粗製濫作之亂碼式異形簡體字—-既不是通假古字，例如說同悅，女同汝，陳同陣，厭同壓，又不是或（異）體俗字，如恆、恒。這等于再多造了千餘熵字的第「七書」才是最令人頭痛，人人成了「字盲」的大陸簡體字真正問題所在。
傳統漢字有音、形、義特點，例如「羨」字，上邊是羊，下面「欠」字是「張口而呼」，三點水是口涎—-是見到羊肉而垂涎之意，釋意為貪羨欲得。故批評這類簡體字的人，就說：「親不見（亲），愛無心（爱）、廠空空（厂），產不生（产），開關無門（开、关）。」這一批六書之外的第「七書」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呢？
一、完全「不按字理出牌」，破壞中國文字行之有年的六書造字原則，割斷歷史臍帶。例如廠字成了「厂」，但「厂」原是「崖」字（部首厂字），又如「營」、「菅」不分，「餘」、「余」同字—-一旦文字肌理系統喪失，視覺識別系統音義混雜，以一個筆畫少的字，假借為另一個字音相似、但與字形無關的正體漢字，閱讀時，便可能產生錯覺組合，而「讀入歧途」！此外，又把「鄧」字之「登」改成「又」而成「邓」，而「汉」却是「漢」（非「澄」），「仅」又為「僅」，雞字則成「鳮」、「又」字又成「奚」字，鷄字原可作雞，但「又隹」則是難字，這些個「又」字又該何區別？
正體漢字的造形結構，因為起碼有「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假借和轉注的六種造字法（六書）為後盾，字形與字義之間，有直接關聯性（先字義而後從聲），用以表徵外界事物，所以萬一寫了錯字，或執筆忘字時，也都容易指出、回憶錯誤所在，各處縱然有歧出的手頭字、簡俗字及方言字，也都容易辨識歸併。例如，將從馬、敬聲之「驚」字（馬駭也），寫成「惊」則字之結構雖然簡化了，筆畫也減少了，但因為字形和字義的聯繫性減弱了，概念解構了，而于義無所取，反而不易推理，只有死記分兒（若兩字筆畫特徵相異之處，多于相似之處時，兩字就可能比較容易辨識，反之，則不然）。此之所以正體漢字，能夠超越方言之故。例如，人字在國語、客家話、閩南話和廣東發音都不同，但還都只是「人」這個字，不過若將「郁」代「鬱」，則廣東音聽起來是兩個不同的字，會產生混淆，無形中破壞了方言字的讀音及意指。
把姓氏字「異首」，則更是無稽之極。如把姓蕭寫成「肖」，把趙寫成「赵」，則同是一家人，在大陸姓肖姓赵，但在海外則成異姓之蕭、趙，後代子孫，如何認祖歸宗？實在霸道，更不必說此後的合音（體）字（如甭、孬），俗文學之對對聯、詩鐘、猜謎和測字等已無法繼續，即漢字傳播研究，亦只能停滯于最基本階段。難怪乎有人曾對此大呼摧殘中華文化！
二、破壞漢字視覺形象之美。傳統漢字由于字體變化，的確存在些問題，部首歸類即其一端；不過，漢字仍是帶圖象的高階抽象文字，是符音並重的「標意字」，故看到「嫵媚」、「窈窕」一類之字，腦海便會泛起一陣女性溫柔風采。須知如果漢字少了形聲和會意作用，則其表意功能便隨而立即崩潰，就只剩下只知其然的書寫功能了。例如，將玉藏入為全，俗字却改入為人，成了人玉全，聲符一改，會意味道全失。在甲骨文裡，「啟」字原是從「戶」、從「夂」（手），戶下加「口」表示開口，是後起之字，但簡體字作「启」、沒有了「夂」就失了文（紋）理了；又如日文漢字，以東為柬，以田為用，以冰為水，根本已與漢字「貌似神離」。
另外，拼音字實在易寫難讀，而且語言會隨時間而改變，很容易就會「隔日即不能自喻，兩人即難期共曉」。例如。＂Jirou＂到底是雞肉抑肌肉？在大陸版《新華字典》中，＂ＨＵ＂的同音字，就有五十一個，辨識困難；而且，拉丁字根本拼不出平仄四聲特性，比如，若僅有＂You You You You You Yen＂一句，欠缺上文下理語境，就很難「猜」得出是「又有油又有鹽」！
另起造字爐灶的大陸簡體字，在另一個角度來說，可說踵事增華，不但不「簡」，而且蠻繁的，例如它有：１.保留原正體字大致輪廓的「輪廓字」，如「马」（馬）、「车」（車）；２.保留原正體字一部分的「省減字」，如「业」（業）、「习」（習）；３.用較簡單符號（文），取代原正體字中較「複雜」部分的「符代字」，如「对」（對）、「汉」（漢），皆是以「又」代替對字的左邊和漢字的右邊；４.用讀音相同、相近似的簡單字，取代筆畫較為複雜的「聲代字」，如「灯」（燈）、「审」（審），即是以「丁」代「登」，以「申」代「番」；以及５.類推簡化字，如「学」（學）、「恋」（戀）之類，此一部分是「亂源」，幾乎「沒法（則）便是法」。例如，原則上言、食一類部首偏旁，不作更改，如信、飧（餐）之類，但論又簡化為「论」，飲簡化為「饮」；易字沒有簡化，但湯則作汤，而太陽之陽又作「阳」；這些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之字，就只能死記了。
正體漢字演變，通常肇因于政治干擾（正如一般人所說秦始皇的「書同文」），書寫工具演進（例如由簡刻到筆墨），教育普及以及自然變化等因素，亂碼式簡體字最令人擔心之處，是與充滿祖宗智慧的古籍「脫軌」，使古籍研習嚴重階級化，淪為蛋頭「學者」專利，一般大眾識字，僅侷限于ＡＢＣ水準，誠如黃永武教授所說：「先民智慧便無法傳承，民族共識無法凝聚、文化陶冶無法落實。」從漢家演變來看，其實是字無繁簡，體貫古今的。而「好為倉頡」却是俗病。例如，篡漢的王莽，把原是上面一個晶字的疊字，改成了三個田字的疊字（現時又改為三個又字的叠字）；東漢光武帝則拆「高阝」字為「高邑」；唐武則天則把日、月懸在上空（曌），代替「照」字（一說是雙目懸空），又把「山水土」疊豎一起，以代地字；不過，三國時吳景帝孫休和北魏魏武帝拓跋燾所做的千餘「新字」，却一個都沒有留下來。民初，五四時期，劉半農造了一個「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她」新字。民國三十五年，書畫家齊白石則為北京宣武門一家烤肉店寫招牌時，謂「自我作古」–創造了一個「烤」字。
從現階段漢字來看，慣于寫大陸簡體字的，會覺得正體漢字筆畫好「繁」，很不容易寫，也就是說由簡入繁比較不易；而慣于使用正體漢字的，因為漢字文理加上上下文語境，「猜」簡體字為何字，一般都不太困難，而且會在不知不覺中，用上一些有印象簡體字（如觉、报、众），快捷易寫之故也，也就是說由繁入簡比較容易比較自然。兩岸字體差異，估計不到一千五百個，不必談政治，就兩岸目前都揚言保持中華文化的氛圍來說，兩岸專家學者，是時候該坐下來作深化研究，把兩岸文字因應需要辯證優劣，作些教學研究，再次去蕪存菁，先令大家起碼可以「讀同文」，則其餘諸事要談不難。新千禧年年底，中共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範漢字為國家通用文字，而繁體字和異體字，則視為文化遺產而加以保護，容許在一定領域和特定地區內，長期存在，另外，大陸教育部正重新編輯1988年以來所使用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打算收納喆、昇、淼等五十一個「異體字」，雖則僅限于人名和地名的使用，但不也透露了鬆動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