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十六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5年2月，澄社等社團發動「黨政軍三退」運動。以後見之明看來，這個運動的貢獻不明顯，卻意外地以其口號動人，糾纏或甚至遲滯台灣傳媒政策的意識至今。
今（2010）年月1月20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修改條文，輿論大致肯定，但該條文「無非」是容許黨政單位及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其受託人，間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下。
行政院及立法院是否照章通過這個作法是小問題，更大的麻煩在於我們對傳媒與政府的關係之思考，還沒有看到就此得到解放的契機。這篇短文希望為相關思維的鬆動，有一絲貢獻。
如同人性善惡並呈、人有兩手雙足，媒體與政府的關係至少也有兩種。無須周延地談，只求限縮，專就黨政軍「退出與進入」媒體而論，我們就可以說，黨政軍假使要鎮壓表意自由，當然就應該「退出」媒體，閉口封口並且要足不出戶。
但是，假使政黨、政府或國防軍事單位都是民主政治的必要組織，或僅只是必要之惡，那麼我們正好可以反過來問，「閣下」有啥可說要說？
黨政軍對於我們的生活質量大有影響，與其讓他們只是置入行銷或作為重要消息來源而發言，我們不妨倒過來，提出「對於當下或未來即將出現的重要課題，閣下有何見解」？比如，藍綠兩黨及執政黨認為個人所得稅、遺產稅、消費稅、土地增值稅、資本稅、高教學費、貧苦鰥寡的照料、減緩經濟成長以降低環境承載壓力但更均衡地分配經濟果實…的看法，國防部對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五十年從而減少軍購支出的看法…，我們其實從來沒有機會完整知道。換個方式說，這些林林總總的課題若要追究，需要專人追蹤、記錄、分析並以影音圖文加以再現，再進而通過特定媒體，從平面、電子至網路媒體，定期發佈黨政軍的這些看法。
這類工作值不值得從事？誰來作此追蹤與再現？在哪些傳媒就此發佈？誰來提供執行這些工作所需要的資源？這個資源要有多大？以下逐次回答這五個連環提問。
一、值得，但目前傳媒體系沒有做好。一因傳媒表面上與黨政軍為敵，但為敵不必然就能寫好這類題材，且實質上雙方不盡然敵對，反而偶爾會暗通款曲；二因這類新聞或評論只是流水帳或讓人讀來不知與己有何關係，或說這類訊息確實對於閱聽人的識讀能力有較高要求，以致於接觸者也就相對地少；三則這些硬新聞的市場反應不佳，及至其接觸者多，又往往因其內容之個人化或衝突化而增加，於是就難以讓其得到更民主化地使用。
二與三、值得作卻沒作好，就得解決至少沒有做好的三項原因，已如前述。誰來作？一是改善這個路線的現有傳媒記者之表現，二是在這些傳媒之外，設置新的路線記者投入於此。同理，假使目前傳媒體系就能發佈這類路線的採訪所得，就無須另闢傳媒，反之，自然可以另創，比如，黨政軍報、廣電機構與網路傳媒，軍之發言份量，以特定期間（如日、月或年）為上限，不能超過X%（比如10％），執政黨與在野黨是Y與Z，（如55與35％），在野黨再以其前次選舉得票比例，作一安排，任何黨都能發言，只要有特定票數（如一千或一萬票），但其表意機會高低可以不同。
四與五、黨政軍資訊及其對於各種事務的意見與規劃，非常重要，若要再現得讓具有一定水平的人都能理解，更是重要。但相當弔詭，或說也可以讓人理解，這類內容在當下社會的市場反應，無法良好，至少無法從閱聽人的自掏腰包，得到足夠的資源支付產製與流通這類內容之所需。簡單一句，這會是叫好不叫座的內容。所以，由這類內容之生產者與使用者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最主要的資源，事之必然。這個第三人可能是（1）私人捐贈而沒有其他目標，可能是（2）廣告廠商而有商業企圖，可能是（3）政府而我們使其不能回到老路，也就是不能使政府出資卻又想要染指內容。（1）與（2）無法穩定，最終還是（3），這部份由於是取自納稅人或其他對企業的強制課徵，而既然納稅人同時具有這類內容使用者的身份，也可說是使用者的支付而表現為第三人之提供。這個額度要有多大？不難計算，計算「基數」至少可以參照當前採訪黨政軍路線的人力折算為貨幣的總額A，計算「權數」則是我們認定這類內容的重要性B，假使高於現制，則B大於1，或低於現制則少於1，高（低）愈多則大（小）於1愈多。所需資源則是AB。
這篇短文的用意不在直接回答「媒體與政府的關係」這個提問，而是繞道，從暢行台灣十六年的「黨政軍」三退開始，提綱挈領地勾勒政府與傳媒的兩種關係，並以黨政軍為例，舉例概約地說明過去較少人提及的另一種傳媒與政府之關係，可以怎麼安排。有關其他更多更詳細的傳播政策，這個也是「媒體與政府的關係」之延伸探討的課題，顯然無須也無法再做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