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素養教育的理想，是希望每個人把自己能偶爾跳離開消費者的位置，以公民的身分來思考如何接近使用媒體，像是投書、製作新聞、製作短片等等，實踐公民傳播權。然則，有人會質疑公民產製的媒體產品，「有多少人會看呢？」一個不經意的問題，讓我思考此評價性問題的預設，以下我們就來分析「有多少人會看呢？」的基本假設。
從傳統經濟學理論來看，做許多思考時「量」總是成為決策的邏輯，無論是我們在談「最大效用」或「最大效益」，無法避免地會將「量」做為一種評判投資效益的思量，商業媒體很顯然就因「收視率」(量)決定「廣告時段的價格」與「廣告主購買傾向」(最大效益)，影響其媒體產製與整體表現。而政府的公共投資也容易陷入這樣的思維裡，像是補助藝術文藝活動後，要求以媒體曝光或一定的人次（量），來評估此項公共投資平均有多人享用的效益（最大效益），並做為下次補助的依據，但這對於某些小眾的藝文團體而言，卻可能是一個難題。
無論是私人或公共投資，站在經營管理的角度來看一項媒體產品「有多少人會看？」或許是必要的，就像是校園公共圖書館，為了解圖書館的使用率，因此添加感應門來計算流量與人次；為了計畫投資這些書籍的成本效益，因此透過電腦化計算單一書籍或某類書籍的借閱率；為了知道獎勵使用，去分別統計哪些學系師生借閱量大，進而做為獎勵評斷依據。在此例中「供需問題」就成為主導圖書管理者邏輯的線，當採購的書籍需求量大、使用率高，相對的投資成本就較低，而這類書籍也就成為「比較值得」投資的書籍。而後，教育在圖書經費的分配上，開始就以這些績效來判定某些書籍價值，供需的成本效益就抬高相關的價值。
我想透過圖書館的隱喻，來說明「公民製造」的媒體產品就像是一本書，它可能不是暢銷書，使用率上會非常低，而且可能屬於少數人在讀的，因此在供需之成本效益思維下，成為微價值的媒體產品。然則，我們若放棄「供需」效益來判斷，實際上是幫助我們去思考另一些可能。今天「公民製造」的媒體產品，能為少數人提供價值，如為罕見疾病兒發聲，那麼「有多少人會看呢？」會是它判斷其價值的唯一依據嗎？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進一步說，對於對媒體素養教育的公共投資，也是為「公民製造」的媒體產品提供機會。每一個教育機構底下的「班級」，師生就像是微型非營利媒體組織，不像是商業媒體求資本積累、最大效益的再生產，而是去發現社會各角落，不同的需要與價值。科技發達，隨手使用相機、錄影機等設備製作一個媒體成品並不難，真正困難的是產製者有無將自己當做「公民」來進行媒體產製。換言之，每個人在採取媒體製作前，首先能確認自己是「公民」，能從某個社會團體的角度出發，討論其面臨的問題，儘管這樣的媒體產品，不一定有「有很多人看」，但也會在某一天、某些社會氛圍時「值得一看」。
「公民製造」的媒體產品，好與壞不是「投票」，喜歡看的人多就代表「好」、不喜歡的看的人多就代表「差」，它基本的判斷應來自「製作動機」與「提供公共討論與思辨的空間」，簡單來說，做一個「公民」就像是做一個「非營利個人」（non-profit- person），將「參與社會、討論公共性的問題」，做為衡量「公民製造」的一把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