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禁解除二十年」研討會紀要
開場：
蕭新煌：
報禁解除雖然已經20年，但現在正是台灣轉型的關鍵時刻，所以我們才辦這次研討會，探討在民主化過程裡，媒體扮演的角色。我個人觀察，台灣民主化中，媒體以前的貢獻是乏善可陳的，只有個別的媒體人或很少的媒體做出貢獻，如當年的自立晚報、首都早報等，所以希望透過這樣的討論，對現在媒體製造假新聞、自律沈淪、他律不彰等弊端，提出反省的作用。尤其反省不能只限於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經營者、總編輯與編輯台人員，往往才是最關鍵的，我們以往都是頒獎鼓勵新聞界工作者，今天提供反省的機會，不只是湊熱鬧，是要講真話，不管討論是話當年、還是說現在。
陳曉宜：
記協是一個在工作線上的記者組合，我們的工作以往被官方控制，現在則是被媒體老闆，被市場控制，我們常自問有多少自主權？我的觀察是，最近尤其去年接連有五家報社關門，同業現在的感覺大多是，新聞工作已經不是他的志業，而是工作而已。我們能要求記者多少？當工作、飯碗都已經不保的情況下。所以除了記者要自律，記協也一直討論對他律需不需要提出法案，從法律面給媒體經營者警惕，雖然我們內部還有不少爭議，但還是傾向提出這樣一個他律的案子。
第一場：
陳世敏（主持人引言）：
今天拜解嚴之賜，我們可以面對歷史，以完全不同的心情檢視，尤其我們關懷的是新聞的專業發展，是學術性的、評論性的、並且有反省的，所以我們不願把討論的範圍限制得太死，希望今天的討論可以更活潑。今天的每一位與談人發言時間是十五分鐘。
邵玉銘：
我是在1987年4月到新聞局的，本來都以為新聞局只是辦辦金馬獎等等的活動，但沒想到首要任務竟然是解除報禁這麼重大的事情。當時的俞國華院長找我過去談這事，我要向各位坦白的是，無論是黨、無論是政、無論是軍，沒有任何一個人給我任何指示，當時要揣摩是真是假，是進一步退兩步，還是玩真的。我當然不會去請教，請教反而麻煩，當時沒有任何的指示，坦白講我心裡很欣慰，沒有裹小腳或暗盤。我向政大傳播學院的一些學者請教後，就決定完全開放。
當時新聞界多年來就是一報一證照一印刷廠、三大張十二頁，一共二十幾家報紙。開放之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辦報，報備不需要許可。第二，就是張數不限，這個部分我要向各位報告，有些小的報紙或黨報中央日報，因為財力不夠雄厚，不希望兩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印太多張，會很難競爭。再來是印刷廠的問題，當時是一報一證一廠，在台北印好之後在飛車送到中南部，所以到高雄都會比較晚。兩大報財力比較雄厚，所以，在台中高雄也設了印刷廠。當時小報都很緊張，跑來找我希望不要開放兩大報到中南部社印刷廠，怕競爭不過，我看這沒有太大道理，美國也沒有限制報紙在哪設印刷廠的問題，所以後來就開放了。再來是售價問題，報紙張數較少的報社不希望報紙價格太低，擔心沒辦法跟大報競爭，總之這些問題大家都很多意見，我的立場只有一個：全部開放。印刷廠設幾個、報頁多少張、價格多少，完全不予限制。後來媒體的混亂現象、記者報導尺度的問題，傷腦筋的還不是新聞局，是報業老闆覺得記者在替他們惹麻煩，甚至還有報老闆跟我講要不要訂個記者法，我還是第一次聽到記者法，所以找政大的教授幫我研究，研究結果，有記者法的都是肯亞、古巴之類的共產或非洲國家才有。
開放報紙只是其中一個問題，連帶帶來一大堆問題。我當初也沒有想到會這麼複雜。例如，因為報禁開放前先開放老兵到大陸探親，老兵去大陸回來後帶回來一大堆出版品，CD、電影片、廣播帶或書籍，這怎麼處理？還有黨外雜誌的問題，還要不要沒收？還有大陸影視物品來台問題，如當時凌峰到大陸拍了「八千里路雲和月」，回到台灣我們怎麼處理？大陸影片可不可以參加金馬獎？面對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我自己相信美國總統傑佛遜所說的「民主的弊病要用更大的民主來化解，而不是尺度更加緊縮」。所以從開放黨禁、解嚴、老兵探親、報禁解除，這四件事情奠定了台灣的民主基礎。從1986年到今年2008年，媒體的表現還是功大於過，七三開也好、八二開也好，甚至是九一開，我認為那個弊病還是很小。整個看起來，台灣的民主還是開明的。
蘇正平：
我是在1988年1月進入報社工作，這是報禁解除對我的第一個影響，因為解嚴，我那時才會想到媒體工作。報禁解除讓很多人得以到媒體當記者，但良莠不齊的人才對以後的媒體亂象也有影響。早期新聞局是負責國際文宣，但後來最頭痛的反而是廣電出版品的管理、發言人的角色等。在民主開放社會裡面，新聞局負責政府門面，但又同時掌握廣電機構執照的發放，所以新聞局的角色是很受質疑的。
報禁解除是根據戒嚴法，之後則是出版法的問題，1999年出版法廢除，過程未有深入的討論，原先的規定對維持平面秩序有幫助者也消失，導致後來出現的問題，例如璩美鳳光碟事件。舊法令廢止後，新的秩序如何建立？在德國各邦有出版法，對責任問題、司法途徑等都有規範，這樣對編輯志業的促進才有幫助。另外報禁解除後，許多報紙陸續消失，解禁之後成功的報紙如自由、蘋果，都算是商人辦報。至於媒體在解嚴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我提一個問題，台灣記者協會如果在解嚴之前成立，媒體的歷史定位與角色是否會因此不同？記協與記者公會也形成對照，記者公會是報老闆擔任領導人，是行會組織，記協則是解嚴後的自主團體。解嚴後媒體競爭更為激烈，到底環境是變好還是不好？總的來說，我認為新聞自由是有進步的。
李旺台：
我在解嚴前是在黨外雜誌工作，解嚴後在民眾日報，以前媒體其實是威權政策圈養的，國民黨會把主要媒體的老闆，請去擔任他們中常會中的中常委，那裡面有太多的特權，例如要買什麼油墨、紙張，都有故事。我在黨外雜誌工作時常覺得頭上一片黑雲，解嚴最重要的是把政治的威嚴下降，現在總統的權威跟以前的是不能比的；那司法也逐漸建立起在社會中應有的尊敬，但是立法、媒體卻沒有恢復它的社會尊敬度，還反而下降，為什麼？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工作倫理不見了，是媒體工作者在工作中缺乏責任意識導致的。
我最痛心的是，媒體助長了國家認同的分歧，像美國雖然有很多立場不一的報紙，但對外政策不會互相扯後腿，不像台灣，國家認同問題，是媒體炒作甚至就自己跳下來左右了。我不像蘇正平先生那麼樂觀，因為我們選舉太多了，過渡頻繁的選戰，提供媒體失序失真的戰場，這是很不好的。怎麼改呢？另外現在政治人物炒短線的非常多，媒體需要的就給你，惡性循環，我們的社會是過動的，缺乏長久規劃的東西。
陳國祥：
我剛從中時退休，民國63年我那時才大三，已經在黨外雜誌「台灣政論」上寫文章，但它只辦了五期就被關掉，我說這個，是告訴各位六零年代台灣民主的尺度，在是比四零年代時還要倒退的。報禁時代辦報是特許制，准許權是在當局的手上，辦媒體的自由不存在。我那時白天在報社寫稿，下班則到黨外雜誌寫稿。媒體自由的光譜，其實只有順從的這一半，其中再分較順從與較不順從而已。當時我在自立晚報，算是較不順從的，後來許信良從美國回來，要在桃園機場闖關，以及之後發生的警民衝突事件，在那時的三大報上，中時、聯合、中央是完全看不到的，只有自晚獨家報導出來。新聞自由從何而來？依我的觀察，媒體從來就不是先鋒，政治才是先行者，媒體從來都是站在政治的後面前進的。
民國７５年宣布解除戒嚴，那一年我擔任自晚總編輯，第一件事情就是籌辦新的報紙，因為接著要開放報禁．當時社長吳豐三就跟我商量，既然要籌辦新報，就要做些對報紙造勢宣傳有用的事情，所以就想到突破採訪禁忌，派人到中國大陸採訪．當時剛好李永得跟徐璐有日本簽證，所以就派他們兩個去．去的目的就是要採訪自由，引起軒然大波，也對自立的聲勢有很大的幫助。
77年1月開放報禁，報紙面臨新的衝擊，特許制變成報備制，經營權的壟斷局面被打破，現在是各種不同立場的人都可以辦報。但是，立場的分化也造成一些媒體與政治勢力結合，固然使得媒體的言論表現更加多元化，但是由於新聞專業精神沒有貫徹，所以，今天無論報紙或電視都有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以政治立場去主導新聞，新聞不是客觀公正據實報導，而是受政治立場主導，報紙如此，電視更嚴重，媒體變成政治惡鬥跟社會分化非常重要的來源。
一般人看報或看電視，經常會選擇跟自己立場比較接近的，越接受，其資訊就越偏頗。例如，你去看自由時報，看到的是自由時報建構的真相，看聯合報就看到另一種真相，不同立場的人擁抱不同的媒體之後，越來越極化原來的立場。這是政治被分裂、社會被撕裂，非常重要的原因，媒體報導受政治立場所引導，也跟政治人物操控媒體的意圖有關，如果光是媒體自己選擇可能不會那麼極端，而是政黨及政治人物也去操控媒體，搞得真相越來越無法呈現。
第二場：
鄭瑞城(主持人引言)：
選舉前一天，外面很熱鬧，幕僚單位一度建議是否延期，我建議照常進行，我們就是不受政治影響，不考慮媒體曝光。本場討論包括解嚴前後二十年媒體相關政策，法規，制度，管理機制的轉折變遷。參與本場討論的，均為一時之選，蔡明誠教授在媒體法規方面國內無出其右，翁老師對公共化貢獻有目共睹，洪瓊娟前副局長實務經驗豐富，林東泰老師為師大大傳所創所所長，洪貞玲教授則為年輕一輩的新秀。
蔡明誠：
不論是報禁解除或媒體解嚴，解嚴前後都需要有法，眾人皆曰亂，制訂法律很重要，媒體也是產業，以法規將其導正，未必都談處罰。設立的許可、規範出版秩序的法規都應該有，但不是過去出版法設立主管機關的意義。在美國，最後判斷的是法官，但都撤退到法院，有時大家又覺得緩不濟急。未來要建立的法律秩序不是單一的媒體法，而是多面向。新聞自由與誹謗兩者應如何取捨？如果各持立場會成僵局，在類似案件中必須考慮相關法益。媒體法的立法或先考慮管制再談自由，或者先要自由再談管制，我以為應該是後者的思考。畫一個框框，只要不跑出來就可以，因為要規範其行為，要他站左邊、站右邊那是非常累的。要制訂出完善現代的，「分散式媒體法」，其內容包括憲法（表現自由、傳播自由基本權、檢查禁止、及媒體工作權），法律（通訊傳播基本法、刑法、著作權法、廣播電視法、電信法、公平交易法、民法、政府資訊公開法）。
翁秀琪：
為何談公廣問責？因為報禁解除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意涵，是要把台灣推向自由民主的社會，以及其中媒體如何能扮演公共領域角色。第四屆公視董監改選過程粗糙，受羅世宏等媒改學者批評。公視其實表現不俗，但為何出現如此離譜的董監事改選過程？McQuail提出問責概念架構，他認為自由媒體有指定的（法律，廣電法、公視法）、約定的（社會的）、自我要求或拒絕的（道德的，不灌票公約）三個責任層次，所以向媒體問責可以是對其應負責任（liability）或當負責任（answerability），前者指媒體對其所造成的傷害應負責，後者指媒體對其表現的品質當負責，或者應拒絕的未拒絕。羅大佑事件公視不應道歉，但道歉了，就是應拒絕未拒絕。媒體作為公共領域無法落實的原因，以下提出幾點：
一、 殷海光基金會出版的「公共領域在台灣」一書中從社會學學、政治哲學、傳播、歷史，探討為何公共領域無法生根。錢永祥指出，「台灣民主受到敵我政治觀的詛咒較深，直接妨礙了公共性的發展，因此還未能容許公共領域有所成長，出面扮演較積極角色。」
二、 同一書中，陳弱水則指出，近世中國社會觀的一個關鍵，是對親友鄰里以外的世界抱持防禦態度，這會妨害人們對公共事務產生參與感或理解的興趣。
三、 吳介民和李丁讚在他處則提出「民間社會之信任基礎的理念型，乃是基於情感召喚的信任（「搏感情」）而公民社會之信任基礎，則是基於說理辯論的信任（「講道理」）….」
在公廣成立過程中1998年發生董監事權責劃分問題、2004年有羅大佑歌曲事件、2006年公華視新聞部整合、2006~2007年有原民台台長事件、客家台新聞部經理事件，以及最近的第四屆董監事改選，我們都可以看到公共領域發展的頓挫。不直指個人，而是類型化表述，問題包括：
一、「敵我政治觀」：對新聞專業傷害極深，並在各種專業中產生影響，提名誰、如何審議等。
二、利益迴避：董監事被提名者出現與公視利益衝突問題，如施能傑所說，政府官員是不必自己出資的莊家，所以更要利益迴避，民間機構要出錢才有董事席次，當公視董事不必出一毛錢，所以才要更遵守利益迴避，希望將來公視法修訂實應列入董監事利益迴避。
三、人情法則：不犯法、搏感情。本來是不想擔任的，但若不就職，董事會無法成會，所以先就職、又委託投票、再辭職。這不違法，但有負公眾付託。
林東泰：
解嚴前我參加報禁開放研究小組，召集人是王洪鈞老師，大家先是猜此事究竟玩
真還是玩假。報禁要開，包括限證、限張、限印，限證開放大家有共識，限張則分兩派，兩大報主張解除限張，其他小報反對解除限張，後來先開放執照，限六大張、仍限印，後來才將張數與印刷場開放。我當時即主張三限均解除。機場事件時我寫了一篇探討「兩個媒體真實」的文章，政府結構性的掌空媒體，即使在七十七年報禁解除之後，到八十二年之間，鄭老師與其他幾位師長合寫「解構廣電媒體」，當時廣電還是未開放，直到八十五年第四張無線電視執照才開放出來。政黨輪替後又出現內容置入問題。
NCC成立是因應全球科技匯流，八十七年行政院才開始提出建立統整機構，個人認為是因為要加入WTO下的國際壓力才開放的，政府是被動的。目前管制架構是分「基礎網路層」、「營運管理層」、「內容應用層」三層，基礎網路只要業者有興趣投資政府不設限，取消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營運管理層中與消費者權益相關的服務業，則需符合外資上限、媒體近用、多元文化、計畫書審定等規範才可獲許可。內容應用層，除對頻道採許可制，個人通訊、加值運用均採登記制。為了國際接軌與並提升國家競爭力，自當力求降低外資管制，並將各產業外資限制儘量拉齊，以便提高市場競爭促進產業發展。
目前公營廣播電台仍佔有大量頻寬，黨政只退出民營媒體，但還有一大塊是公營媒體。政府還保有指定播出節目權力。個人認為，現有公營廣播電視事業應限期公共化或民營化。我在NCC負責普及服務這一塊，電信法規定人民得以合理價錢公平享有電信服務。之前十八個完全沒有網路的聚落現在已經有寬頻，費用則由電信業者買單。目前有線電視還有許多未普及角落，正比照電信普及程度推到有線電視。內容管制原則則是將公民團體參與決策制度化，加上NNC內容諮詢委員會成為一種他律機制，媒體並應自行訂定自律公約，加上公、協會自律機制。
總言之，公民團體站出來非常重要。
洪瓊娟：
台灣媒體的三波解禁，第一波是1987年政治解嚴，第二波是隔年的解除報禁，第三波就是廣電解禁。尚未解禁前，收聽效果較好的十一個調頻廣播網中，共有六十九部發射機，一個發射機代表一個頻道。在公營部分，警廣十部，復興六部，漢生七部，其他八部；民營部分三十八部，其中中廣佔三十五部，三部是ICRT，中廣並囊括所有調頻的廣告收入。在調幅方面，293部發射機，公營162部，其中復興106部（但實際使用175部，是最早的非法電台，至少非法使用了六十九個頻道），民營131部中廣70部佔一半以上。解嚴前黨政軍加起來使用的頻道超過九成，非常不合理。未來應該將部分公營頻率轉為公共廣播使用，較能符合公眾利益。
七十九年六月，新聞局廣電處提出『舊媒體、新方向—我國廣播事業之研析』報告。八十一年六月又提出「真實與謊言之爭—廣播頻率分配、使用之現況及未來走向」報告，主張頻率應該開放，並使多元審議體制進行公平分配。整理發現88到100兆赫間還有若干空間，以及回收復興電台及中廣頻率（中廣電波取得的經過可以寫一篇論文）。我當時覺得只要能讓電台開放，我就可以退休，公務員生涯已經值得。也感謝外在的壓力，讓此議成為可行。並不再由內部分配掉。但十年開了一百多家，破世界紀錄，拿不到的就去做地下電台，押著要開放，結果造成過度競爭無法生存。無線電視開放過程，徵集各界菁英審慎討論後決定發給民間全民電視台，後來電波開放都採此審議制。審議制有優點，但缺點是實質與形式分離，造就很多會寫企畫案的公關公司，也會產生很多想不到的問題。而無線與有線電視的版圖變動更是廣電生態一個大變數。而公共電視台到目前為止尚未能發揮應有影響力，如何將商業的版圖再扳回來，還有很多要努力。
蔡老師提到由法院作最後決定，但廣電行政往往等不及，於是成立很多的委員會，很多元的來進行討論，廣納各界建議。當時也有長官主張先處分再讓對方去訴願，形成判例後即可有所依循。其實解嚴二十年後，政治力仍然存在，而經濟力又與政治力綁在一起，專業被犧牲掉，尊嚴未能維護。
洪貞玲：
在2000年之前的媒體政策是市場開放，2000年之後匯流成為主要議題。我傾向主張結構管制重於內容管制，而發照政策是結構管制的重點，也反應傳播政策價值的重點。在傳播管制上，市場經濟論與社會價值論是兩個流派，前者崇尚自由市場，後者認為市場會失靈，影響公共權益，所以國家必須介入。近二十來台灣的政策擺盪於兩者之間。
我將廣電政策發展區分為四期，1993年頻道開放之前，1993-2000年(政黨輪替)，2000-2006(NCC成立），以及2006迄今。第一個時期的主軸是高度控管，即使有廣電法但並未貫徹；第二期大量開放頻譜，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合法化，自由主義思維不斷衝擊管制領域，產生發照競賽現象。從民進黨主政開始（或從國民黨時代即逐漸開始），換照爭議時有所聞，2004年中廣換照，2005年衛星電視換照都引起很大爭論，爭議甚至升高到言論自由高度。其間有法律問題，也有基本價值之爭。NCC目前的『撤換分流』原則，相對於過去，執照所能發揮的管制效果已經現縮到很小，可見其傾向市場優先論的立場。但民間對建立進退場機制的聲音仍然不減。
國家管制權應該發揮到何種程度？在這幾波發照過程，都談到擴大參與，市民社會這塊可以佔有多少份量？是否可能出現更適當的共管機制？歐盟近年對此著墨很多，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場：
翁秀琪（主持人引言）：
這個單元的主題主要是談產業的生態，包括市場、廣告、工會等等，報告的五位學者都是媒體改革的中生代健將，根據他們的主題，第一位報告的是陳炳宏老師，因為他的題目比較巨觀，是談報紙產業的生態變化，那到底解嚴以後這二十年以及報禁開放後這二十年，我們報紙產生什麼樣的變化。第二位是羅世宏老師，他的題目處理新聞自由與報業民主的問題，第三位是林麗雲老師，她以韓國的因應為例子，進一步分析台灣報業的困境。第四位劉昌德老師，他談工會議題，因為他對媒體中勞動權問題很瞭解，等於我們從一個大的架構進入媒體組織內部去談勞動權的問題。最後一位是公共電視的程宗明經理，他的焦點則在廣電資源的分配。
陳炳宏：
大眾傳播到底是文化？還是產業？台灣解嚴後商業化更加進入傳媒之中，在以前是政治力控制，現在是經濟力介入，尤其2003年蘋果日報發行後，對中時與聯合兩大報雙佔的型態改變很大。
中時一直強調是質報經營，它打的是給中產階級、給社會菁英看的報紙，但它增加年輕人的議題報導，卻嚇跑了原有的中老年人讀者，因為年輕人不看報的這種趨勢是世界性的，它們這種轉變可以增加多少年輕讀者，值得懷疑。
其實報界擔心蘋果日報的最多的不是它的發行量，而是它所分食的廣告量。加上現在報紙內容置入性行銷太多，以前報紙是賣內容，現在竟然變成是賣版面，它們這種對自己內容沒有信心，淪於賣版面的作法，是墮落的開始，未來報業的藍海在那裡呢？我無法呈現對報業未來改革的具體方向，只能呈現一些現象。
羅世宏：
這場研討會是關係到媒體未來的會議，但媒體今天卻缺席了，反而是我們這些旁觀者比較關心。對於台灣的報業，我認為政府必須引導而非放任市場經濟的操縱。台灣的民主表現好是表象的，我們一點自滿的理由都沒有，我們常說媒體亂象多，對此，其實不只媒體需要負責，社會也需要負起責任的。台灣面對的問題不在新聞言論的不自由，而在新聞言論太過自由，新聞媒體的實際表現，不僅未能對民主有益，反而有害民主，變成台灣進一步民主化的障礙。加上新聞媒體本身不夠民主，顯然讓它無法受到來自外部與內部的民主監督。
台灣的報業，以前是很少爭取新聞自由的，尤其台灣走過長期的威權體制，新聞媒體基本上具有強烈的侍從報業性格；現在媒體的老闆更多了，尤其廣告大餅是固定的，為爭取廣告與收視率，新聞走向愈來愈沈淪。因此，近來報紙與無線電視表現愈來愈差，大報小報化，無線電是有線化，這些都與廣告收入大幅縮水有關。截至2003年為止，正常出報的報紙只剩25家，晚報2家，可見商業打壓報業的影響甚於政治。2003年蘋果日報創刊後，有引發新一波報業惡質競爭，大報除了降價因應外，新聞內容也更趨八卦與小報化。
面對台灣媒體的脫序，我認為政府除應介入對媒體進行他律，更該積極提出媒體政策，對媒體結構生態進行改造。以報紙來說，開放政策使得數量從31家陡增為一百多家，電視新聞台過多，又欠缺汰弱留強的正常市場機制。未來以報紙而言，政府可以透過政策，鼓勵部分商業報紙向「商業報紙」轉型，以及設置「報業多樣性保護基金」。廣播電視則抑制媒體集中化，所有權管制仍然是保障媒體內容多樣化的必要手段。
林麗雲：
我會撰寫「報業 夕陽業 東山再起？」這樣的文章，是因為現在雖然市面上報紙很多，但我覺得我找不到合適的報紙閱讀，為什麼？有人說報紙衰退是因為廣電媒體蓬勃發展，但這也不完全正確，因為蘋果日報卻能異軍突起，那麼到底是何原因導致報業的衰退？
首先我認為是政府一下子完全解禁，埋下日後的危機，因為完全開放下市場行為缺乏規範，也未規定報業應積極回應公民需求。在這種情形下，大者恆大，在兩大報擴張下其他的獨立報刊很難生存，例如開放報禁後，《自立晚報》雖然仍得到社運界與學界的認同，卻無法得到廣告主的支持，虧損連連，以致於在1994年賣給財團。再者，大報大打促銷戰，非以新聞品質較勁，而以其他商品來籠絡讀者，政府這時也未能有規範導正。加上報老闆的政治立場凌駕新聞專業之上，從1990年代初期，報紙隨著分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接下來又分藍、綠路線。當獨立報業逝去，主流報又一手打行銷戰，一手參與政治鬥爭，最終未能建立新聞專業與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也造成了今日報業自身的困境。
無獨有偶的，韓國的報業也曾有類似的困境，他們的解決方法，是在2005年推動立法新的報業法〈有關保障報刊自由和功能的法律〉，具體規範與作法有：明確規範跨媒體的所有權比例，明確指出報業應負起的社會責任，最後為振興報業，政府設置成立「報業發展基金」與公共的發行服務。參考以上作法，我提出未來台灣在媒體管制上，有幾個方向可改進：在所有權結構上，限制主流媒體擴張，協助獨立媒體的發展；規範主流媒體的責任與行為；發展公共的傳播體制，才能厚植我們的傳媒體制。
劉昌德：
近年來台灣媒體工作者的工作權受到不少衝擊，2005年中時晚報停刊，有半數員工遭到資遣，2006年民生報停刊，約140餘名員工遭到資遣，這些並非特例，加上其他如歇業、轉型或易主的自立晚報、勁晚報、大成體育報、中央日報、民眾日報、明日報、真相新聞台等等的媒體，粗略估計，從1999年至2004年間，在這波媒體市場不景氣下滑的趨勢中，失業的新聞工作者達到1600名以上。
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權為什麼岌岌可危？一般歸咎於大環境景氣的蕭條所致，受到有線電視台、網路等新媒體的競爭，報紙的廣告收入近年來急遽衰退，導致媒體虧損連連；再者加上包括中時、聯合兩大報系競相擴張投資其他媒體新版圖，東森、和信、富邦、非凡等有線電視媒體企業集團化下，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益更為惡化。首先，根據勞委會資料顯示，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的雇用人數不斷下滑，在2003年至2006年四年之間新聞記者人數大幅減少了37.1%，攝影記者更快速減少了46%，整個來說，受雇的記者人數減少了約四成左右。在工作者的勞動條件部分，工作年資的比較上，1994年新聞工作者平均工作年資為9年；但到了2004年，因為新聞工作穩定度愈來愈低，加上許多媒體實施「優退優離」等減少資深工作者、以降低薪資與福利等成本，工作者平均年資下降到不及8年。因此計畫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在5年以上的受訪者，只佔了44%左右。其次在整體工作的滿意度與自主性方面，1994年時有約7成受訪者滿意新聞工作，9成認為享有自主性；但是到了2004年，滿意度指標不及1成，自主性的比例也降到四成左右。
面對這樣惡劣的工作環境，新聞工作者加入工會的比例仍低，在我調查的受訪者只有28.3%加入工會。媒體工會的困境，除了必須面臨所有工會在政府、法令、社會等層面所遭遇的困難之外，還必須遭遇文化產業特性的問題，特別是媒體白領工作者勞動意識的薄弱、參與工會人數比例偏低等。這些要如何改善，我提出一些可能的方向：透過工會之間的合作與合併，建立一個更大的工會來與愈趨龐大的資方進行協商甚至抗爭；「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適當結合，來提高白領工作者集體行動的可能性；進一步與媒體領域中的消費者運動組織結合，以爭取社會支持；重啟工會與工會之間，工會幹部與成員、以及工會所屬工作者之間的「內部社會對話」。
程宗明：
從解嚴後到現在的廣電改革，幾乎是從西元兩千年之後才開始，相較於平面媒體，並不是那麼的快速。利用報紙解禁20年的機會，我們可以去思考這些問題，目前廣電產業的問題其實是從報禁解除後才開始激化的，十年之間種下現在我們看到的種種問題。所以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廣電管制的承平期，而不能率由舊章的轉型期。
從政治轉型期與承平時期這兩個概念，背後其實是一個台灣現代化的過程。從公共廣電制度、電信自由化、國家投資數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台，到2007年底通過新NCC組織法，都是這個過程的重要徵象。另外一種激進的說法是，本土化的有線電視，與超獨立管制機構NCC的應運出現，即是廣電制度現代化。我們似乎看到這樣不同的現代化，也產生了我們對政治轉型的要求，或者有人認為承平時代已經到來，市場即是王道，管制應該鬆綁。
在2006至2007年間這個時間點，NCC獨立管制機構與催生公共廣電集團概念同時發展，接下來無線電視數位發展兩年計畫開始使用頻率資源，接受新的獨立管制審議模式；中華電信自由化後推出隨選電視服務，也面臨水平管制規範，這是舊問題新課程；最後這些都是傳播資源重新規劃的過程，他們又與傳播產業政策主管不斷的交鋒對話，這也象徵了民選執政政權的改革，並相對應於民間市場改革力量的存在。舉我服務的公共廣電集團為例子，它成立後一直有它的侷限，為什麼呢？我引述NCC的石世豪主委曾說過的，他認為媒體內容與廣電基磐慢慢是要切割的，前者是屬於政治性的核心，後者是納入市場規則的。
無線電視集團的政治意義，遠大於我們所看到的電視轉播站，為什麼呢？看它的對立面就知道，目前市場主導勢力的形成是承平時代的產物嗎？其實現在商業無線電視及廣播系統的持續壟斷，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的垂直水平整合經營模式，都是威權政治過渡期的問題產物，它其實是在解嚴前十年中同時產生激進化發展，迄今都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公共廣電投入無線電視網路建設，創造商業無線與有線之外的第三種選擇，可以看出它的政治意義是相當強的，此一行動並不是管制，但卻更有利於建立傳播秩序轉型中的重要一環。另外，中華電信投入網路電視IPTV，它是針對垂直壟斷經營有線電視去進行競爭、促進改革，這是很有意義的。
第四場：
陳世敏（主持人引言）：
這場要談媒體的表現，媒體自律或他律的問題，請各位掌握發言時間在十二到十五分鐘之間，第一位羅文輝教授有一些全盤性、經驗性的資料，可做為接下來的幾位則針對特殊面向深入討論的基礎。
羅文輝：
解嚴前政府是台灣報要發展的最大障礙與依靠，解嚴後頓失憑依，1990代一度蓬勃發展，但2000以後廣告量、發行量下降，報業進入最寒冷嚴冬。根據AC尼爾遜的資料，1990閱報率為76.3%，逐年下降，到2006年降到45.8%，降幅極大。最重要原因是因為有線電視挑戰，2006年有線電視普及為85%。另外年輕閱報人口流失，以及網路普及都是閱報人口流失的主因。時間取代理論告訴我們，人們的時間有限，媒體使用的時間會相互排擠。我在2003所做調查，發現使用網路的人有近四成閱報時間減少，顯示網路對傳統媒體有時間取代效果。另一影響是報紙廣告量減少。
蘋果日報的影響也很顯著，2006年銷量僅次於自由，為第二大報，超過中時聯合。2006年是台灣報業的谷底，許多報紙紛紛停刊。另一個危機是可信度危機，在2002年的調查中報紙可信度都大幅下跌，下跌最多的是可信度， 此一危機的原因非常多。八卦化、揭發隱私、政治偏差、置入性行銷，都是原因。2004年訪問記者的資料顯示，有近七成被要求進行置入行銷工作。這不但是欺騙讀者行為，也讓許多記者對工作滿意度降低，讓有志於新聞工作者紛紛求去。我過去一直站在自由派立場，反對政府介入，但是像現在這種政治偏差、置入性行銷如此嚴重的狀況，政府如果不適度介入做適當、合理規範的話，這種現象不可能消除。
所以我贊成羅世宏、林麗雲剛才所談的，政府應該介入。
報業經營的未來展望，是要求一合理的經濟規模，目前台灣沒有大報，只有四家中型報紙，目前一份報紙十塊錢，每賣一份賠五塊錢，如此無法生存。要有合理售價、合理經營模式，如何讓年輕讀者回來，也是報紙未來要面對的。數位平台、網路化也是必須面對的趨勢。
俞國基：
報紙發行越來越小、讀者越來越少，政治壓力小了，但置入性行銷來了。如果分成老闆、讀者、新聞工作者三塊來談。三十年前香港很自由，但報紙水準極差，我當時想台灣將來解嚴後會不會也如此，果然。剛接受公視訪問，有時會懷念戒嚴時期的報業，因為當時三方都有如何增進台灣新聞自由的想法，障礙是有，設法突破後會有滿足感。戒嚴時各報財務無壓力，所以不吝引進人才，各報人才濟濟。如今則不然。
中產階級興起後希望看八卦娛樂的東西，市場取向下，報老闆不得不走商業化。現在很多大報一年虧損五、六億，無法延攬人才，影響品質，加上工作量增加。這時政治力又進來，不是警總的方式，但是看你經營不好，誘之以利。置入性行銷不僅政治面，也有商業面，造成媒體向下沈淪。如何振衰起弊？資方只希望能不賠錢，讀者也有其喜好，看來只有寄望從業人員能自強。整體局面似乎相當悲觀。可以努力的方向包括，寄望壓力比較小的公共媒體，像公共電視，或能產生一點對商業邏輯的牽制。另外還有記者自律，過去自立報系簽的新聞公約，內容有點陳義太高，容易讓資方卻步。如果從工會入手，一方面能保障記者工作權，一方面建立自律機制，或考慮由政府立法規範，設法減輕來自老闆營利、社會大眾品味的壓力。
盧世祥：
此時檢討媒體實為恰當，報禁解除二十年，我不懷念過去但認為應檢討現在。新聞工作誠為迷人，是接近彼得杜拉克所說的知識的工作者，提供正確資訊給讀者，並且實踐終身學習。我從三十幾年前的第一篇報導到現在還在寫社論。二十年來許多新的媒體出現、篇幅增加了，但對基本真相與基本議題經常講不清楚，除了少數英文報上的文章之外，好的東西不多。1974年新聞評議會就訂了規範，但未被重視，白曉燕案、舔耳案、大選灌票等事情，這個行業的基本規範蕩然不存。舉例來說，無罪推定是法律的原則，如今媒體可以公審公眾人物，無關公眾利益的個人隱私大加炒作，知識性更是少，我每期看經濟學人，覺得相差甚遠。
置入性行銷不是現在才開始，過去我服務的經濟日報是「工商服務」的始作俑者。現在有些報紙社長掛名主持座談會，而且還有公定價碼，那就是置入性行銷。新聞有錯就要更正，誠信是媒體的基礎，發行量也應該要公開受查核。台灣目前只有自由與蘋果加入發行量查核，其他所謂大報並不加入，以自己公布的發行量做廣告定價，形同欺騙廣告主、欺騙社會。
很多人，包括企業家、意見領袖現在都已經不看報紙。一個這麼好的工作，弄成現在風評如此差。目前新聞的學與術之間出現極大鴻溝，新聞必須講究實務的操作，學界不要看小不看大。但媒體也並不是無辜的受害者，政治介入媒體，而媒體也介入政治，我認為某些媒體想做king maker的企圖非常明顯。三十幾年前寫新聞不必掛名，現在兩、三百字的稿子也掛名，新聞工作者更應該珍惜自己的名聲。我退休後組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是因為深愛此工作，所以希望能協助這個行業恢復他好的一面。就教各位，得罪之處還請見諒。
呂一銘：
我最早在聯合報，後來到新生報做到社長，我對編採與經營都有一些瞭解。各位的分析都很切中時弊，我想資訊的管道多元化也是原因，紙本報紙閱讀人口下降是必然，所以我鼓勵同仁不能只會做報紙，而必須多才多藝，才能適應得更好。我在黎智英進台灣前與他談過，他認為台灣的報紙沒有進步，所以用狗仔來跑新聞。狗仔新聞雖受批評，但比起毫無證據的亂寫，狗仔還講證據。今天的記者已經不僅要會寫稿，還要對付像蘋果對記者所做的多面向要求。記者過去用電話聯絡、然後呼叫器、手機都出來，記者不能創新一定會落伍。
政治新聞被要求呼應報老闆的想法，例如紅衫軍的新聞。像邱毅，又是消息來源、又是名嘴、又是立委。媒體竟然讓他這樣操作。黎智英最近常寫文章，他不投資房地產賺錢，但對政治也很有興趣，政治傾向是親中、反共、認同台灣，討厭陳水扁、最喜歡新潮流。所以林濁水文章會在蘋果登，罵陳水扁的通通登，反應個人偏好，這也違反了新聞專業。應該要有非政府組織像閱聽人聯盟那樣出來指教媒體，媒體需開放版面與時段，讓公眾指教。
把新聞當作一個志業是很辛苦的，錢不多、工作辛苦。總言之，必須鼓勵資深記者，報紙則需與其他媒體一起多角經營，強調在職訓練，讓有經驗的資深工作者能留在媒體中，才能提升媒體的專業水準。
曾明財：
記協1995年成立時曾定新聞倫理公約，公約中要求記者必須抵抗來自內部與外部扭曲的壓力或檢查，並需對報導善盡查證責任。但驗諸事實，公約後來可說束之高閣。1997年白曉燕事件媒體表現爭議，記協參考日本作法倡立綁架新聞採訪協議，雖因為媒體簽署意願不強而功虧一簣，但從後來媒體對綁架新聞處理可以看出大家對於綁架新聞確實有自我約束。
記協成立迄今陸續辦過幾場檢討媒體自律的座談，包括SNG的使用亂象、媒體對人權的侵犯、醫藥新聞與隱私、媒體成為政治工具—檢討媒體在總統大選中的表現等等。2003年開始每年出年報，檢討媒體表現。記協發行的雙月刊目擊者雜誌也不斷對媒體現象進行批判與反省。例如白曉燕案、周玉蔻與黃義交案緋聞、工商時報證券組召集人經營投資公司、強勢媒體VS弱勢族群、媒體殺人（渲染報導致當事人自殺）、壹週刊登台觀察、媒體蘋果化、以及南迴搞鬼案中的泰安休息站現象等等。台灣媒體已經比壹週刊還要八卦。雖然做了這麼多，但是成效有限，長官要求獨家、煽色腥，記者也無力抵擋。
記協本身的問題也不小，會員從早期五百多降到兩百多，組織鬆散、向心力弱。平均一年換一位秘書長，動員力不足，經費不足。對於自己究竟是一個工會還是俱樂部，是媒體還是NGO都還無定論，外界期望雖高，但瞭解內情者反而很憂心。韓國與歐洲很多記者組織都是強制入會的，對於記者組織壯大很重要。
陳依玫：
我人生中的黃金歲月在報紙度過，從平面轉到電子後一直待在 TVBS。所以來談一下有線電視台近年發展。報業與廣電確實有相互消長，今天我的題目叫從關電視到關掉電視。
做為電子媒體工作者，自詡尚存一絲理想，面對當前局面都很痛心。李登輝曾經誇獎TVBS一台抵三台，在九二一後李登輝卻要求大家不要看TVBS。T台同仁很沮喪，後來看到土耳其大地震，政府關閉電視台，我才釋然，台灣畢竟是民主社會。戒嚴期媒體面對被警總關掉威脅，現在卻是被觀眾關機。在戒嚴時我在自晚小報工作，但到總統府、行政院走路有風，現在記者卻如過街老鼠，專業淪落至此。問題癥結在產業結構。解決之道也必須從這點下手。
無線電視獨霸三十年，年終獎金最高到十八個月。到T台創台帶動有線電視起飛，經歷許多重大事件，飛彈危機、九二一大地震、香港回歸，到2000年總統大選，大量的民意、大量的觀點都在二十四小時播出的有線新聞台呈現出來，有線電視營業額首度超過無線電視。2001、2002、2003成為戰國期，然後各家電視台排名重洗牌，報紙與電視重洗牌，2007、2008目前則面對數位化挑戰，大家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新聞倫理的面向包括以下：煽色腥、政治選邊戰、置入性行銷、新聞專業的紅線。白曉燕事件媒體出直昇機導致贖款無法交付等等，立場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我們要傳達的是什麼價值，看法不同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相處、如何求同存異。現在電視節目上每個名嘴都是臉紅脖子粗，因為收視率魔咒在作祟，學校教這麼多，小孩天天在電視上看到卻是負面示範。越過專業紅線問題非常嚴重，賈靜雯坐月子為何要去偷拍？天天踢爆、天天揭弊，那些消息有價值嗎？試想水門案是經過多少的調查才成功？沒人要做的現在就變獨家。醫療奉獻獎對社會的價值那麼大，頒獎典禮卻沒有媒體要轉播。
2006年衛星公會成立，簽自律綱要。不到一年2007年發生周政保事件，請問此自律綱要有用嗎？即使這個新聞不是你自己去拍的，請問這個新聞值得播嗎？值得放頭條嗎？播這些新聞的電視台主播很多都是在座老師的高徒，或國外有名大學的碩士，唸書有用嗎？問題在產業結構，我們都是凡人，面對魔鬼有幾個人能不將靈魂交出。廣告主吃定媒體老闆，老闆吃定總經理，總經理吃定總編輯，總編輯吃定記者。長官要你去，你不配合，那你去當守門人（守馬英九家的門）。我們沒有資格要求記者當烈士。
大公報張季鑾說得好，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不賣就是不能作業配，不黨就是不能選邊戰，不私是不謀私利，不盲是最難的，不因為我自己識見不足而有偏差。AGB尼爾遜的收視率或許正確，但至少『帝寶』裡面不會放people meter。某一個總編輯曾將錢塘大潮的影像當作台灣颱風影像，沒有下台，但後來因為收視率不好卻下台，可見媒體老闆的邏輯。蘋果不可怕，問題是偏鋒變主流，台灣所有的媒體都蘋果化，日本也有小報啊，但NHK並沒有八卦化啊。
因為當局者迷、物以類聚、權力的傲慢等因素，目前各電視台的編審已經名存實亡，目前必須嘗試建立類似國外ombudsman的機制。在自學界及非政府組織的監督與他律非常重要，希望不必動用法律。
陳世敏（主持人結語）：
面對二十年來日漸沈淪的傳播專業，在座各位都感到錐心之痛，台灣記者素質不差，為何產業如此沈淪，要回到結構問題。結構如果不對，記者再有能力也無濟於事。我們都在這一行，應該共同為此努力，如何從法規與產業結構方面，借重社會公眾力量，來共謀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