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業界做過一點服務。還記得八十七年我進入台灣電視場域，十多年當中，我看到台灣數位化的發展，也許可以做點報告。第一個想談的問題是，在這段台灣數位化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在數位轉換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又是否稱職？

　　台灣的數位無線電視在2004年正式開播，從我擔任台視總經理的時候，就進入到數位無線電視試播。因為我剛好在業界服務，就看得很清楚。整個數位電視發展進程，不同業者為不同利益著想，這是台灣數位電視發展的障礙，這是事實。由於有線電視獨大，傳播產業生態對數位化的抵制，也造成台灣數位電視發展的障礙，這也是事實。

　　雖然有這些現實，政府在其中是不是能扮演數位化的助力？這個角色雖被大家期待，可是以我親身經歷，我必須說，看起來是有點混亂。我用的是「失能」這兩個字，我有時候甚至想這叫做「失蹤」，好像政府不見了。在台灣數位電視推展中，我們看不到政府。對不起，這裡有幾位政府官員，我想他們也參與規劃，也認真推動，可是我認為政府應該要出現的時候，我看不到它。

　　在「製、播、傳分離」這件事，我在2000年到台視服務時，就知道政府正進行研議大型計畫，還防我們業者怎麼看這件事。如果我印象沒有錯的話，一度在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中，也想要把這個「製、播、傳分離」政策放在立法裡面，當然最後的版本沒有。這樣重大的政策，從2000年到現在2009年，我想很清楚的是，現在這件事好像沒有人在說了。

　　另外，過去我們講北部共塔這件事，我記得還有新聞局長等、政府官員，還有業者，盛大其事地組團到各國參觀共塔作業，對不起，兩年前我收到一紙公文：小組結束。這十年來到底是如何物換星移，我們看到很多文件上的理由，可是這也不免讓業者，或是有心想要參與推動的人想，到底政府政策跑到哪裡去了？是因為業者利益不同，政府就不見了，還是生態不允許？科技進步？我們其實看不到充足的理由。　　

推動數位化　政府引導角色模糊

　　又譬如「共同傳輸平台」，當我還在公視服務的時候，很多同仁，包括董事會，就認為「共同製、播、傳」這件事，假如在商業推動有困難，公共廣電是不是可以扮演一個角色。因此我們與當時的謝長廷內閣談過，雖然很匆促，但最後通過公共廣電的兩年計畫，把共同傳輸平台的基礎放進去，也就是希望透過公共電視為無線電視搭建傳輸平台，到後來再透過新的特別預算加入，也包括高畫質電視。進一步我們提出計畫，讓電信業者，或者是無線電視廣播業者，也有機會進去建構一至二個共同傳輸平台。進行到現在，這兩年計畫我不敢講是支離破碎，但也不知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我的意思是說，在台灣廣電數位化的過程中，業者當然會不同意見，傳播生態當然有很多狀況隨時在改變，可是政府做為引導者的角色卻必須確立，這件事其實並不困難。我引用歐盟2005年，提出如何加速廣電數位化的政策文件。文件指出，從類比到數位廣電的轉換時間越早，時程越短，轉換的好處也越快實現。因此它除了不斷檢視歐盟各成員國的數位時程表，令其定期公告，也有許多政策上的建議與要求，都在說明政府要協調廣電業者儘早完成數位轉換程序，而且各成員國不能只依賴市場引導的策略，還需要清楚明白的公共行動。

　　我拿歐洲角度的原因是，它有很多資訊可以做台灣的參照。歐盟非常清楚政府在數位轉換過程所應扮演的角色，有相當的認知與行動。台灣政府有沒有這個認知？其實也有。我去查了一個文件，在2005年行政院通過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草案，總說明裡面提到：「世界各國發展數位電視雖然國情各異、進度不一，唯皆由政府制定明確的無線數位電視產業政策，及優惠措施等，使數位電視快速導入市場，完成數位轉換，並帶動相關產業蓬勃發展。」這看起來與歐盟文件許多精神文字幾乎符合。

數位轉換　創造優質廣電環境

　　我們批評廣義的政府，其對有些公務人員其實不公平，他們可能因為政治對立、政府變遷，使得公共政策沒有辦法達到一致、明確、即時的決議，但無論如何，我要說政府有時真的是不見了。我們談傳播人權，程宗明先生特別把兩個公約的基本精神拿到台灣對比。很清楚的是，我們要進行數位轉換這件事，其實不是單純技術的轉換，把類比訊號轉為數位訊號就大功告成。因為我們要數位轉換，目標是為了要得到更好的廣電環境。

　　在歐盟文件裡講得很清楚，數位廣播可以透過增進技術的字幕、聲音、符號，讓年長者或身心障礙者得到更好的閱聽環境，而整個數位轉換也應該對文化多樣性，以及媒體的多元主義產生貢獻。如果不是這樣，數位轉換的目標就只是科技的遊戲。

　　我很快地陳述幾個建議給大家參考，第一是希望提供所有的平台，促成各平台間的良性競爭。雖然我現在於某公司擔任顧問，與MOD有點關係，但我稍微補充一句，剛才提到黨政軍退出這件事，像IPTV的發展，我們NCC的政策，是任何可能沾上邊的事情，它都認為會產生黨政軍沒有退出媒體，我其實不是很能理解。因為四大基金在市場上買了某公司的股票，然後就說黨政軍進入媒體，像這樣的行為會造成傳播環境的混亂，讓有心工作者無法在適當環境推動。這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標準，讓台灣幾乎只有一個IPTV產業。

　　所以像第二梯次開放數位無線頻道，一個負責的政府，應該把時程儘快架構出來，而且落實一定程度的開放競爭，而不是保障無線電視頻率。應該儘速修訂相關法規，落實授權無歧視原則，讓平台不再能隨意綁架頻道，例定手持電視執照的發放時程，讓官民業者做好準備與相互協作。我覺得經濟景氣當然是一回事，但我認為重要的時程表，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去做的。

普及公共服務　加重公廣集團功能

　　另外，以公視協助公共網路做基礎，並與其他商業無線電視業者，推動建置共同傳輸平台、營運平台，逐步實現製作、播送、傳輸的水平整合。也應提供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充足的數位頻率，包括族群頻道、文化藝術，兒少教育、新聞體育等頻道需求。插一句，因為鄧司長說，有很多頻道，只要公共電視有能力做，這是鄧司長非常大的好意。我記得我還在公視服務的時候，就向鄧司長拜會過，也說明這樣的情形。我們有頻率，也有能力，可是我們沒有錢。這就代表國家整體政策不見了。以前數位兩年廣電計畫，不只是國民黨政府，從民進黨政府時就不認帳了，真的很奇怪，整個國家完全沒有一致的政策。應依平台獨立原則，普及公共服務。

　　同時制訂必要規範，以保障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的收視權益，以及一般民眾的近用權，促進文化多樣性與媒體多元化。各類商營頻道系統或頻道業者，提供一定比例的營業額，成立影視基金，以推動數位內容的創新產製。最後一點是公共廣電的角色，應讓公共廣電做為台灣數位電視發展的支力點，新政府必須好好思考。舊政府時期表面上好像有政策，但實際上是支離破碎。現階段新政府應該好好研究，否則整個數位電視發展套譜就不見了。

　　我引述一份2006年的研究，英國學者Petros  Iosifidis特別對歐洲國家的數位轉換，提出三個結論。第一，增進消費者對數位電視服務的興趣，並降低他們的誤會與恐懼；第二，帶動無線電視數位化的發展，並使之成為主要的數位接收平台；第三，讓類比訊號的回收更顯可能。這篇研究也證明，因為這樣的參與，所以歐洲的PSB，更能夠在未來的數位時代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也證明它在數位時代的公共價值。我們鄧司長可能很有想法，NCC可能也有很好的見解，可能行政院、經濟部、新聞局都有想法，可是誰來做好分工架構，這是我最後要再呼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