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先做一點簡單的補充，特別是剛才魏玓老師提到，基金的機制要成功的外部條件，接下來我就提出一些「內部條件」。我想到有四個部份，牽涉到產、官、學、研的心態與思維。

　　首先，影視產業，或者說通訊傳播產業，事實上有幾個特性，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完全支持需要的通訊傳播服務與內容。不管服務與內容，事實上都沒有辦法完全由市場機制來提供。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事實上就需要公共資金的投入，不管公共資金是來自於直接政府的補助津貼，或是間接的優惠，像電波特許。像這樣的公共資金，也是急待建立，而且產官學都需要重新調整心態的部份。

　　公共資金既然對通訊服務產業非常重要，長期以來政府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提撥公共資金，但政府對於提供公共資金給予通訊傳播產業，仍非常猶疑，或是非常不確定。像公共電視，政府好像就只能給九億，而且經費要逐年減少，甚至常有要公視自負盈虧的想法。政府給公共資金時，是採取一種退縮、保守，不敢有大格局與願景的作法。

　　反過來說，通訊傳播業者，特別是新聞界的心態也需要調整。既然公共資金是建全通訊傳播與新聞產業的資金來源，所以要面對它、接受它。我們的業者在公開時，對於接收公共資金這件事，事實上是抗拒的。很多自由派的新聞工作者，一提到政府干預或給錢，他們就非常抗拒，認為新聞產業會受到很大影響，不能獨立發展。首先就公共資金來講，除了政府要給得大方有格局之外，拿錢的這方也要更坦然地接受，只要做的事與公共服務相關，公共資金是必要亦是正當。

　　今天我們談商業媒體的公共責任，為了影視基金成立，不管這個基金的規模大小，大概無法寄望完全由業者出錢。一定比例的公共資金投入，才可長可久。因此給錢與拿錢這兩個角色之間的心態調整，以及相應的配套機制，都非常重要。

媒體具公共責任　業者共攤發展成本

　　第二個條件是，業者必須重新認識到，它能夠經營這樣的行業，有公共的責任與特權以外，產業的健全發展大家都有共同責任。因為科技與市場的匯流，市場之間的區隔已沒有那麼大了。既然大家對產業發展都有責任，有些事情可能是市場沒有辦法供應的，做為一個產業就必須去供應，即便各別業者的利基或專長不同。電信普及基金的觀念也是如此，如果你沒有能力或意願去提供市場需要的普及服務，那就要共同承擔，讓有能力的人提供，其中造成的虧損，大家必須一起承擔。公共服務內容、優質節目、人才培訓、產業調查等，都是共業，都是建全發展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這種責任，已經是進入產業的重要基本條件門檻，不能因為我虧損，就不用出錢。我們不能讓業者覺得經營這個產業門檻很低，只要準備幾千萬，就可以從事這個行業，壓低製作成本，購買國外節目，收視率很低、賺的錢很少也沒關係，因為我還是能夠獲利。像這樣把整個產業規模往下down，這是我覺是過去這幾年台灣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些業者根本就不qualified，沒有資格在市場上，因為它們沒有承擔足夠的責任，或是我們責成它承擔責任的話，它可能已經被淘汰了。連基本責任都承擔不起，它還想進來？還想獲利？這是台灣產業不健全的部份。

　　透過基金共同責任，事實上是墊高成本，也就是提高經營門檻，讓各有競爭力，而且有資格、能力承擔責任的人，能夠分享大餅。現在是很多沒有能力的人，也來吃這個大餅的一小塊。它志向不高，只要吃一小塊就好，因為它不需要承擔共同成本，我覺得這需要矯正。如果這個基金要成功，應該是產業相關業者都必須負擔一定經費，當然不同業者因為規模大小、性質不同，分擔的權重與比例也有所不同。隨著產業競爭，像廣告經費流向，可以彈性動態調整。但是它要成功，就是大家都要出錢。誰可以用這筆錢？不是只有公共電視，而是大家都可以來用，就看什麼事誰最適合來做，就可以拿到。

　　我們不太可能要求基金很大，責成某些人出很多錢，出錢的人卻沒有機會使用，就變成剛才魏老師所說的「剝皮」。應該是良性的分工，拿到錢來做的，應是最適合來做的業者，不管是公共電視或是商業電視，不同的業者會有不同的優勢。不管未來是一個統整不同產業的基金，或是分立的幾個基金，我認為要有上述條件。

報業與無線台　面臨險峻經營困境

　　我們通訊產業，包括新聞產業都面臨很大的危機，而且已經面臨困境。在國外行之有年，一些促成產業良性發展的制度，現在仍然在籌謀接下來面對的危機。台灣特別險峻的是，報業與無線電視。無線電視這麼快就面臨危機，除了台灣長期政策不當，無線電視本身也是不長進。全世界表現最遭糕的無線電視可能就在台灣，當然其他國家也有危機，只是還沒有那麼險峻。報業與無線電視要怎麼救？怎麼超過疏困的格局？不要只侷限NCC是通訊傳播，而排除報業，或是廣義的新聞業。如果報業不存在，事實上通訊傳播已經缺少優質的內容，而且民主政治的運作也會發生很大的危險。

　　以最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們現在也嚴肅地在思考，如何健全與拯救報業。有些政治人物還是非常短視，在台灣也不在少數。有位國會議員說，如果通用汽車倒掉了，有什麼好擔心的，我們就買別的車，同樣的道理，如果紐約時報消失了，有什麼關係，反正我們還是一樣會有新聞。這樣的講法大有問題，因為通用汽車可能真的沒有那麼重要，雖然它影響很多就業機會；紐約時報如果沒有了，對於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可能就很難被替代了，因為沒有辦法進口新聞替代。

　　現在各位也看到美國政府已經在救通用汽車，也用公共資金收購通用汽車百分之六十的股份，不過對於報業疏困仍然沒有大動作。更該救的紐約時報或是其他報業，現在還缺乏有效政策，相對上可能不是那麼需要救的產業，反而被優先救了。事實上台灣的新聞業需要被拯救，並且不只是拯救，而是健全發展。

　　因為影視基金所以很容易排除新聞業，我認為如果是通訊傳播大基金夠大的話，是可以把新聞業納進來。當然要怎麼運作，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回歸到一個前提，新聞業因為科技與各種條件變化，沒有辦法完全透過市場機制自救，這時公共的資金或整個產業，包括電視產業也有責任去救他。如果報業都垮了，新聞台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報呢？報業幫它承擔新聞採訪的成本，所以要回歸到整體來考慮。

基金「先徵後返」　對業者有誘因

　　其實基金設計規模大小、補助對象、誰來出錢，很多先進剛才都有提到。既然大家都要來出錢，所以不只是取得特許執照的業者，而是significant的player都有責任。像一類、二類電信業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直播衛星業者，或是規模較大的非線性內容經營者，可能都需要考慮承擔責任。

　　剛才魏老師也提到像德國、西班牙、韓國、法國，加拿大，都有類似的基金，亦開始向電信業者徵收。比重與徵收對象可以調整，就看錢往哪裡流動。媒體襲奪資源之後，必須回饋給相關產業。內容很重要，今天有線電視或是電信產業看起來很蓬勃，但這些平台要播什麼？內容誰來生產？製作與播映發行的成本，都必須納入基金考量。

　　商業媒體必須承擔的公共責任，不限於自己承擔，國外也有這方面的討論，包括大陸也有「先徵後返」的制度。既然有責任就要把錢繳出來，如果達成了義務，資金是可以退回的。美國在九○年代末期，也曾很嚴肅地討論商業媒體應該有play or pay（編註：播送或投資）的義務，如果沒有辦法播映足夠的公共服務內容，就必須付錢；如果播得夠多，就可以不用付，甚至可以拿錢。但這在美國沒有實現，不過這也是一種機制，讓願意多做的人得到錢，這些quota就像空汙費一樣，是tradable。

　　不管是市場機制或準市場機制，我們搭配設計之後，就可以讓基金可大可久，再配合基金治理與積效評估，它的效益就會慢慢展現出來。基金的存在與健全，至少將挽救台灣產業空洞化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