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對社福團體而言，事實我們也受惠於媒體的協助。譬如罕見疾病的存在，是長期存在的事實，但因為它少數，所以知道的人有限，透過媒體大量的報導，國家才能瞭解他們的需求，正視這個問題。他們在媒體報導之前就存在了，透過媒體報導，他們的問題獲得解決。同樣地，自閉症與智能障礙的不同，也是透過不同媒體的報導，讓社會大眾瞭解之中的差異。對於智能障礙者，更多的報導能夠讓人知道他們並沒有攻擊性，而讓社會開始接納大部份的智能障礙者。無論在特殊教育與就業，都有顯著的成長，其實長期來看，我們會看到媒體上的報導，促進社會大眾的瞭解，乃至於政策的改變。

　　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受到媒體相當負面的影響。過去幾年在精神障礙的部份，往往在社會新聞上出現一些離譜的作為，報導就說那個人是精神障礙，或「疑似」精神障礙。但冠上疑似之後，也沒有澄清到底是不是，甚至用聳動的方式形容與評論。例如拿電影《人魔》，還配上電影片段來講精神障礙如何如何。我們看到這樣的狀況，其實加深社區民眾對精神障礙者的排斥。我們的精神復健機構要在社區設置，居民就有很大的反彈。其實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問題其實出於身心障礙者的不瞭解，是出自於莫名的恐懼，這個問題有部分是媒體所帶來的。

　　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精神衛生法裡，都做了相關的規定，禁止媒體用一些方式去報導，但事實上在法條訂定時，很難以周全。我也知道，法律有規定處理方式，我們相關的團體也都不時接到媒體的朋友詢問：「我可不可以這樣寫？」很多時候，新聞報導就不用精神障礙，而用身心障礙，因為精神障礙包含在身心障礙者裡面。結果原來大家對「精神障礙者」有恐懼，但是用更大的名稱，問題變得更大。

　　要用什麼方式，明確地界定與解決這樣的問題，我想包含我在內，以及其他團體，其實沒有辦法，這些都要看新聞的內容要指稱的狀況是什麼，所以對我們是兩難。這幾年裡我們又看到媒體有很大的變化，而被影響最大的還是我們這些團體，這裡我們看到主跑這條線的記者，被併到其他線裡，因此我們可以分配得到的關注，相對地更加有限。一個記者要跑很多條線的情況底下，對於相關問題的瞭解就會非常有限。不單單在社福社團，也包括環保等部份。很多問題其實需要長期關注與瞭解，記者本身能不能知道這些問題與內涵，能不能知道團體主張背後的目的與用意，其實有相當的專業必須要關注與瞭解。

監督機制成員　代表性爭議大

　　回到今天談的本題，我想除了何處長不方便表示明確意見，我們在座五位大概都贊成能夠有一個機制出現，讓團體有更多參與的機會。我想之所以成立NCC，是我們過去對於新聞局的不信任，我們認為新聞局是官方的組織，並希望黨政軍退出媒體，而有客觀公正的第三者監督。我們成立了NCC，也在組織法裡規範為獨立機關，組織成員要如何沒有黨政背景，甚至曾經參選過的人，在一定時間內不能夠成為NCC的委員。

　　可是到今天，我們又要把它界定為官方組織，要來談他們做的裁罰處份，如何從官方移出來，再來設一個機制處理，包括觀眾投訴，對媒體的裁罰與處份。我個人覺得，這裡面有幾個問題。到底誰來決定代表？從過去的經驗，還是行政院提名，那需不需要覆審的機制，以ＮＣＣ來講，要立法院同意。縱使立法院同意，我們大家還是不信任，我們都會載上藍綠有色眼光來看。同樣的，我們是不是就信任行政院做決定。每次改朝換代，我們各部會的委員會就開始大搬風，包括學者、團體等等。國民黨執政時，有多少藍的學者進到某委員會，多少藍的團體代表進入某委員會。反過來說，民進黨執政時，又是做什麼樣的搬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能得到完全的信任？雖然裡面掛了很多團體代表，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接納？

　　團體代表之間要如何做出決定與妥協，例如有非常多的婦女代表團體，是要婦聯會代表？還是婦女新知基金會代表？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身心障礙也是如此，除了殘盟以外，國民黨也有身心障礙保護基金會。團體決定之後，代表是誰？我們是決定代表？還是決定人？主要代表無論是理事長還是秘書長，工作人員或是理監事，往往不是因為對媒體的瞭解才當選，或選為工作人員，我想對很多團體而言，其實很多時候是參與之後，才學習得來的。在這樣的代表進入後，是不是能真正代表團體的聲音與意見？

社會缺乏信任　監督媒體動機論

　　另外是不是真的能夠客觀面對我們要審議的議題，我想很多團體對一個議題有很多不同觀點，譬如墮胎的問題，宗教團體與婦女團體的意見就會不一樣，可能對於裸露也會有不同的角度。如果通通都是高標準團體，是不是我們公民社會所能接受的。做出來的決定，無論是裁罰處份，乃至於警告，是不是就能代表公民社會的意見與想法？我想這些部份都要再考慮。我想之所以有這些問題，其實最主要的重點是，我們的社會其實缺乏信任，我們對於關心但不瞭解的議題，很容易在政治立場上做相關的質疑，我們都會考慮問題背後的動機與原則。

　　目前的機制處理，是不是能夠告訴我們，政府在處理的時候，所有的會議紀錄能不能有影音檔，以及文字的部份公開，讓每個學者專家、與會代表做出決定、建議，他們的立場是不是能夠受公評。我們一直在相關的委員會裡面努力，殘盟在參與國民年金建立委員會，希望所有的會議紀錄與逐字稿公開，讓民眾能夠看到。像勞健保的建立委員會，我們認為各位代表，無論是藥廠代表，或是醫師代表、工會代表等，針對每個問題的會議紀錄，通通都能夠公開，讓大家評論。在這部份，政府接受的非常有限，我們往往看到的只有結論。

　　譬如我們也向NCC反映過，工商團體買了廣告，倡導減稅的好處。我們認為那是不實廣告，散播的是不實的訊息，但是NCC認為那是商業的行為，只要求他們揭露誰出資做廣告。我們沒有辦法理解，也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說法，討論的過程到底是什麼？到底誰贊成？誰反對？誰持什麼原因理由，最後做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只有看到結論，沒有看到過程。然後政府就告訴我們這是NCC委員做出的結論。如果讓我們清楚明白，到底是誰經過什麼樣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或許可以接受委員會的結論。如果我們不能接受？我們也會清楚的提出，誰的說法讓我們不認同。

　　同樣地，公民團體也必須受到監督，無論在什麼機制裡，我們做為代表的人也必須被監督，因此紀錄必須公開。我們看到在國外在國民年金議題上，包括英國、澳大利亞，不只是逐字稿，甚至有影音檔以方便盲人知曉。這樣的機制成熟之前，我建議NCC至少在相關的會議紀錄能完整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