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敏：
媒體本身素質的好壞，媒體本身要負最大的責任，公民做外部監督其實是不得已的。如果媒體可以自我掌控好的話，真的不勞社會做一些監督。
我們公民團體如何寄望媒體本身，加強對內容的掌控，包括兩類，第一是媒體處置本身，NCC過去做了很多，也是最受批評之處，管制內容一定是吃力不討好，比方NCC表示媒體要成立倫理委員會、公評人、電視自評節目，最後也都落得業界傳言四起。內部如何掌控，其實是專業的要求，媒體做為一個服務社會大眾的產業，本來就向社會大眾承諾，製作專業標準與適當有品質的內容。現在有很多原因做不到，也不只是台灣。如何加強品質掌控，我們不再能夠完全依賴負責人的良心，以及道德標準。也許我們需要某種社會力量，來促使媒體加強內部掌控。
第二，還有產業界的自律，在台灣是非常悽慘的，過去產業界共同提升內容的機制，幾乎都已經不存在了，最好的例子是新聞評議會。今天我們談到民眾對新聞媒體的不滿，過去都是透過新聞評議會，接受公眾投訴，由產業界組成委員會來判斷，完全沒有政府參與。但這個純粹高標準的自律活動，各國也都失敗了。能不能有其他機制促使媒體本身，以及業界的自律行動？我看到主管單位的努力，包括學術界的呼籲，但是效果不彰，我們民間團體如何透過有形、無形的壓力，讓媒體自己來做，產業界自己來做，我們不就輕鬆了嗎？不用盯著營幕，或植入「綠壩」程式，來過濾內容，我們不需要走到那一天嘛。
謝國清：
媒體界完全自律，我認為那是太困難了，尤其是在競爭的狀況之下，所以強有力的民間監督是有必要的。
民間與公家有些不太一樣，我想公家最主要是依法行事，唯有站在法律的基礎上。但是民間，我認為除了看公家看不到的東西，還有消費的力量，因為它代表一般的公民。我覺得這兩者應該是相輔相成。何況是公家的監督是沒有那麼多的觸度與廣度去看媒體的報導。
剛才有代表提到，代表性到底要多廣？要找誰來代表？以家長來看，根據教育部的調查，目前有十二個全國性的家長團體，到底要找誰，本來就是困難的事情。加上我們曾秘書長說，還有同志團體等弱勢團體，是不是統統都要涵蓋？何處長已經說了，您的代表快要有四十位了，通通找來可能幾百個人，那怎麼樣去代表？
我其實是呼應剛才曾秘書長談到透明化這件事，應該讓資訊透明化，讓這個民間監督機構本身也是被監督的一環，給更多公民監督，我覺得有必要性。聽說（教育部長）鄭部長也是學新聞的，上任之後成立一個委員會，我簡單舉這個委員會為例。第一，在委員會成立時，他也找了許多代表，包括專家學者、民間代表。全教會與我們也在裡頭，但它一開始就設定專屬網站，把委員會做的會議紀錄都會在上頭。有沒有確實去做？我不太清楚，但我們確實有一個網站，經過決議的都會放在上面。
第二，最近也跟部長溝通，他認為委員應該有對外公開的發表，升學制度委員會也對外公佈他們重要的決議，公佈之後就會產生社會議論，就會再去做檢討修正。另一個機制是，在我參與的委員會裡，我們就會覺得在某個環節，缺乏了特教的代表；當委員會往前走的時候，因為他沒有特教的代表，所以他可能在特教的領域被忽略掉，因此我們就會有人建議，是否適當地邀請特教領域的民間組織或專家學者做報告與說明。我覺得這也許可以彌補沒有辦法邀請所有代表進來的困境。
譬如同志團體在媒體這方面有碰到什麼問題，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彌補。我認為很難面面俱到，把所有的團體找來，但是透過資訊的透明化、公開化，以及某些彌補措施，也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尤其是資訊透明化這件事情，往往我們很難去質疑每個人的態度是如何，但透過資訊透明化，其實也會讓參與者有自律的狀況。因為我講的東西會被公佈出來，所以要對自己所發表的議題有所自律。
王育敏：
最後我要呼應的是，以我們剛才提到的自律、他律與法律這三個概念檢視，法律層次現在並不是在廣電處理上很大的議題，如果以NCC的運作機制，將來願意擴大邀請公民團體，公民團體已經有機會在法律層次建議，所以我覺得問題不大。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廣電法沒有辦法處理的，是觀念的問題，是落到媒體自律的層次。媒體自律是現在最大的議題，我覺得有法可管都很明確，問題也不大了。對於有爭議的事件處理，我很贊成應擴大公聽會。最近媒體可能很多現象，牽涉到物化女性，或是在字眼上非常驚悚，這些都是法律層次沒有辦法處理的。可以集結幾個案例，然後NCC召開一個公聽會的平台，廣邀公民團體與業者代表，大家針對這個議題，好好坐下來對話討論，這其實是可以在對話中，讓業者知道公民團體從不同的角度，會有這樣的思考，形成業者將來碰到類似事件時，可以做什麼處理。
另外回應主席講到，媒體怎麼對自己進行內控，還有產業是否有更好的機制出來？我記得之前NCC修廣電法的時候，包括公聽會及倫理委員會，我覺得那好的方向。現在講媒體治理，很多公司還有獨立董事的概念，但媒體自律比較少被談到。好像媒體打著第四權，大家就不太敢去管，內部到底是怎麼運作？如果每個媒體本身，都可以增加外聘人員，包括學者、公民團體，可以參與平常媒體治理運作，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機制的設置。好的機制可能要伴隨一點點政府的公權力，或是從法律上要求。從媒體治理的角度，應該設立這樣的機制。因為要媒體主動設立，我覺得很難。如果可以藉由政府相關的規定，邀請人員包含專家學者與公民團體，讓每個媒體在製作中，就可以聽到公民團體的聲音。雖然現在電視台接受民眾來電投訴，可是民眾反應的意見，有沒有形成政策的影響，可能是另外一件事。
產業怎麼共同建構平台，剛才主席提到新評會的機制，現在我知道他們要做，但整個力量還沒有上來，反而是例行在做的是衛星公會的自律委員會，這個好的起點將來要再強化。自律委員會做出的決議，與政府看到的議題可以更多的對話，這也是將來可以考慮的。NCC與衛星公會的自律委員會，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對話？我覺得這樣可以讓自律機制更成熟，完全由業者自己來做可能抓不到方向，或是等待很久。若適度從立法或行政指導的角色，去push業者往這個方向走，加上公民團體的力量，我覺得是未來大家可以再努力的方向。
王榮璋：
在我個人的經驗裡，最能夠知道有沒有問題的，事實上是同業。包括在社會福利團體，我們知道哪一個團體募款超過實際需要，把問題講得像地球一樣大，但是在解決策略上，其實只有與皮球一樣大。同樣地，其實最知道媒體有沒有狀況的，其實是媒體的同業，但媒體願不願意得罪其他媒體，或是我犯同樣的狀況，怕別人也這樣對付我，就變成恐怖平衡：彼此不願意得罪對方。
大家應該記得，幾年前高雄張家三兄弟的新聞，後來整個發展與狀況，有非常多的討論。我看過當時在高雄地區跑線的記者出的一本書，講當時的心路歷程。其實很多人知道在採訪當下有問題，但內部的壓力讓他們繼續做下去，然後張家也成為「休息站」之一。當中有很多深刻的反省，編輯、長官的壓力讓他們繼續灑狗血下去，為了收視率，為了讀報率。在這樣的情況，要能改變與改善，最有效的是來自同業的壓力，也最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是不是可能發展下去，讓同業之間的自律能夠產生？
剛才講到社會缺乏信任，我想大家也同意這樣的講法，可是信任缺乏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很多事情沒有公開。譬如稅改聯盟，我們曾經針對多方團體買下電視廣告談減稅好處，還引用經濟學大師的說法，但是斷章取義，還刻意製造廣告不是工商團體購買的印象，而是國外的基金會購置。我們去檢舉這個廣告，認為這已經不是不實廣告，而是散佈邪說。我們去NCC檢舉，隔了若干時日，單位回了一個公文，表示經過會議結論，沒有我們說的問題。只是會去函電視台，請他們注意要能閱聽大眾知道，到底是誰買的廣告。
對我們而言，為什麼構成這樣的原因與理由，可以斷章取義與片面傳播概念？經過委員會的討論，為什麼不接受我們的檢舉？原因與理由是什麼通通沒有，更不用說誰講了什麼，只告訴我們會議的結論就是如此。對我們而言，是沒有辦法理解，更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結果，我們就必然沒有辦法信任NCC與委員會的決定。之後再看到類似新聞的時候，直覺上我們會覺得委員會是無用的，NCC的決定是偏坦資方與有錢人的，很容易有這樣的聯想。如果能讓我們知道過程是什麼，雖然很多委員表示不方便，其實在我們的經驗裡，其實都是如出一轍的講法。有很多時候，還不是委員自己親身表達的，還是行政部門轉述：有委員表示。我們說，哪一個委員表示這樣子，他也不方便講。
我覺得如果我代表我的團體，或著是代表我的專業是不能夠讓別人知道是我講的，那還是不用講的好。第二，如果講的話，他的發言主張與表決，是不能讓別人知道，這樣的人適不適合擔任委員？他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言行與負責任的話，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標準裡，是不適合擔任委員的，他連自己的決定都不能負責任。
應該是在聘委員之前，就要告訴他，所有的討論都會公開，你再決定要不要擔任，或爭取擔任委員。我覺得遊戲規則公開的話，就不會有委員在受聘之後，才來講有相關的顧慮。公民有權利知道，決定是怎麼下的，討論過程是如何，表決中誰做了什麼樣的表決，包括我們團體自己派出去的代表，到底有沒有忠實地履行我們團體賦予他的任務？他也必須對團體交代，更不用講所有的民眾。這樣資訊公開與會議過程，事實上不單單只是行政部門或委員會決定，而是所有民眾都有權利知道，因為它關乎我們的權益。我們的權益在討論過程中有無受損？有沒有代表我們的意見？我們是有權利知道的，而不是由行政部門或委員會代表，決定哪些讓我們知道、哪些不讓我們知道。解決社會之間缺乏信任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公開與透明。
吳忠泰：
第一個是談公司治理的問題。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價值，有的公司經營層只是要財報而已，在2002年到2003年，台灣也跟進公司治理的潮流，甚至把股東行動主義都找進來，但是成功了嗎？今天的獨立董事因為太過集中在某些人，像台大某科系的教授接了好幾個公司的獨立董事，忙不來啦。到最後，那波公司治理其實是讓大家知道什麼是公司治理，但實際上不懂。以公視來說，陳春山前董事長也參與這部份，在他任內對公視與原民台、客家台起了好的示範，可是在他卸任之後，後面的董事幾乎不把它當一回事。
他們曾經參考他國公共廣電制度，建立五大構面，以二十五個指標檢視公司的影響力。當你說服別人不要用單一的收視率來看你，你可不可以提出其他價值？這樣的精神如果不只是公視，而是能在各公司來做。因為存在的價值不只是在營利而已，還有其他構面形成真正的影響力，就能說服大家。可是沒有嘛，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形成新一波公司治理的風潮，而不需要再集中在董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制度，其實它需要的是一個綿密的制度。
再進一步講，我們今天談到建立常設性組織，不管是所謂的諮詢委員會的擴充，或是另外成立一個財團法人，這兩個機制都要先確立一個問題：到底是要做個案式的審議？還是要做常態性的觀察？說實在以前新評會是一段時間做一個報告，這樣有什麼好處？因為我們都知道媒體的偏差是系統性的、連續性的，會犯那幾個錯的就是那幾台。中部的某娛樂公司，就是經常在某電視台，出現一兩分鐘，你也不知道是在幫它行銷。如果你經常被糾舉，不是因為個案，而是被這樣糾舉了，哪年哪月都出現這樣的事，幾乎可以變成公式。
還有像本末倒置、輕重不分，雖然我們今天講的不是平面媒體，但今天所謂的四大報，各位都注意到，台灣在辦世運，裡面環節還有包含流感預防、反恐。但就有一個報紙，把反恐寫得很大，讓大家連結到只要反恐做成功了，世運就成功了。世運本身的價值，可以完全不提，可以輕重不分到這個地步嗎？當然不可以。但這家報紙這一兩年也不是只有這件事情而已，是可以系統性的統計。你要做主動性的統計，比你用個案去糾舉，對媒體的良性發展更重要。我覺得不要放棄像新評會這樣的組織，它是主動、有系統的統計，把媒體常見的畸形發展歸類，像媒體將平時刑案擺在頭版，故意在星期天放溫馨的故事，以示平衡。大家都看得出來，可是經過定期公佈，會形成一種壓力，而不同於個案的處罰。
曾昭媛：
我們可以參考目前媒體之下的公民參與機制的作法。在2006年，衛星廣播電視商業公會成立新聞自律委員會，以及公民諮詢委員會，就會找我們聯盟討論，問我們有沒有想要推薦什麼公民代表，自律條文可以有哪些內容，這樣的主動展現很大的誠意。政府有沒有主動徵詢民間委員推薦，或是對相關的法律層次的行政細則，可以精細定義。
譬如法律可以加入不得有族群歧視、性別歧視，可以透過記者或是諮詢委員的case by case的案例討論，來逐步釐清什麼叫做族群歧視，什麼叫做性別歧視。那的確不是靠文字上的討論，就可以讓媒體不出現族群歧視或性別歧視，我們的確從2006年與衛星公會每兩個月開會一次，與新聞台的主管討論，就民眾的申訴案例逐步討論之後，新聞台的主管也才逐漸瞭解，他們原本採納我們建議條文所寫的族群歧視、性別歧視、身心障礙歧視，到底是哪些新聞報導手法所造成的。
其實必須做細緻的討論之後，從2006年我們的觀點可能非常對立，到逐步彼此瞭解，他們也知道公民團體內心所想的歧視性的報導手法到底指的是哪些。我要講的是，這樣長期對話的過程，以及常設性對話機制的重要性，這應該是NCC要參考的。我們講的資訊公開，包括會議紀錄逐字稿的公開，那是非常重要的過程，還包括公開委員名單。像我擔任衛星公會委員的同時，我其實就是要求做這些資訊公開。雖然我們有推薦一些委員，推薦時也會講得很清楚，我們認為原住民團體、勞工團體要有代表，各種不同領域的公民團體，應該儘量有代表進去，衛星公會自己再去邀一些學者專家進來。
重點不是在這個委員會多大，我也瞭解我的發言，社會上不會所有人都同意，但我要求做到資訊公開，我至少對我的言論負責，這樣會議紀綠公開是很重要的，也讓大眾檢視，到底這群公民團體與學者專家是怎麼看待申訴的案子。當我們談我們要參與公民社會，必須背負這樣的公共責任。剛才榮璋講，如果你不敢讓資訊公開，你就不要來當公民的委員，這是很重要的原則，正如同我們要求政府背負政治責任，那公民參與討論的委員，也應該背負這樣的公共責任。公民的代表性不造成太多爭議的作法，在於至少資訊公開。
我要強調的是，代表性所連結的，就是苛責性的問題。苛責性如果沒有基本的資訊公開，一般大眾根本無法檢視。公開對話紀錄，會無形中形塑公民社會的成長。像新聞台主管也漸漸瞭解我們講的人權觀點，而不是光是用條文。條文的存在，也要有它的依據，而非光用違反公序良俗這樣模糊、道德性的概念。我知道舒舒、瑤瑤的廣告，其實就引起某些討論，物化女性到底算不算違反公序良俗？到什麼程度才叫物化女性？當條文只有存在公序良俗的時候，反而容易讓主流族群製造歧視，公序良俗到底是誰在定義？我們講媒體權與資訊權，就是至少保障少數，因為他們在主流媒體是很容易被歧視的。我建議法條還是要修，讓族群歧視、性別歧視這些還沒有入法的，可以有基本依據。但要怎麼界定，可以到行政細則、案例討論去形成社會公識。
剛才NCC的何處長講到，NCC委員是合議制，有非常不同的意見時，委員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見書公開上網。為什麼公民參與機制的會議紀錄不能公開，假設我做為裡面的委員，我就是少數意見，我就是覺得不想淪為背書，希望會議紀錄清楚的記錄下我的不同意見，或是我另外有權提出我的不同意見，我覺得這樣的社會不同意見的異質性呈現，是很重要的部份。異質性綜合起來，所謂的社會共識是什麼？人權價值可以走到什麼程度？怎麼定義歧視？長期對話下來，這樣常設性的公民對話平台，才能夠真正在媒體自由與人權價值達成平衡。
何吉森：
剛才我們討論到幾個焦點：資訊公開與內容標準。NCC對此沒有既定立場，我要說從新聞局到NCC，我們也討論過。從法的觀點，主席提到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確提到主動公開與被動公開，如果是主動公開，將做成行政處份的內部討論的資訊公開，而NCC沒有公開出來，就違背法律決定，事實上，政府資訊公開法反而認為屬於行政機關做成內部討論前的相關資料，是可以不公開的。當然，我認為這可以討論。我個人沒有既定立場，事實上我們曾經討論過。但我們常常要討論具體個案，可能委員的發言是有關幾百萬元的處份，或是讓業者要關門。所以我剛才提到，像法院的內部評論是可以不公開的。這個是法律，而是不是能從公民監督的角度來看，能否更開放，我認為滿有價值的。
縱使NCC的委員會做成的處份，公佈的也只是結論，沒有每個人的發言紀錄，除非他想要發表不同意見，是有這個管道，這是法律規定。如果未來內容諮詢委員會，有一些委員不贊同，要求把自己的言論發表，但我覺得大家是一體性的……我要強調，我個人沒有既定立場，NCC也沒既定立場，只是我們當初……，你要說我們比較鴕鳥也好，我們真的是同意尊重諮詢委員的意見，但剛剛也有包括王榮璋顧問提到的，是不是我們一開始就announce要公開，進到廚房就會有一些熱要面對。
再來，內容標準的問題，我還是強調，有一些內容標準會比較簡單，但是內部製播的標準是可以很多的。我要跟各位提的是，我們未來修法，會包含多元文化、人性尊嚴、不歧視、公平、客觀，還有剛才說的三個標準。這幾個標準會再做為製播標準，製播標準未來會是兩三百條，但那兩三百條不是我們定出來，我們會跟衛星公會一起討論，那部份會比較細。但法律核處上，還是希望不要太大，因為我們很怕言論自由到時候會不小心碰觸到，但是內部的製播標準，我們會從各案例與公會討論。
未來我們會不斷做的，就是花更多心力push業者自律，這塊以前我們說得太多，做得太少。做得太少是政府做得太少，比如我們要提供更多資源，授與更多公權力，讓他們自律做得更好。最近衛星公會大家只有看到新聞自律，事實上他們也有廣告自律。前陣子豬哥亮「冷涼卡好」的廣告，後來我們透過衛星廣告的自律會，與業者內部之間的同儕壓力，自己就改了，根本不用主管機關去處理。我們發現這樣自律效力就出現了，我覺得我們在公民監督之前，應該可以給予壓力、誘因去強化。
陳世敏：
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我覺得今天的討論相當有收穫。傳播媒體跟社會這麼密切的產業，過去很少跨出媒體的大門傾聽公眾的意見，我想應該要改。媒體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了服務公眾，產業發展到目前的狀況，反而忽視公眾的存在，才會有這麼多內容受到社會批評，也希望藉著這次的論壇，讓業者知道他們的利益與公眾是一致的。因此，如何提升內容，是內部專業工作非常重要的部份。（記者／宋小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