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組織傳播學研究須要呼應社會趨勢的轉變，納入傳播平等對話與包容多元的概念，方能增進組織溝通與運作的效益。本文就從素養與學養的角度出發，分別從實踐、科技、文化、與論述等四個面向，來思考組織傳播如何在研究取徑、研究主題、以及實務運用上可以更多元以尋思組織傳播在台灣的發展與契機。

　　「組織素養」的概念，乃是從一個終生成長的角度來看個體的組織生活，若組織成員能對傳播本質與組織真實，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那麼一方面他/她會更知道如何看待與批判組織中的種種現象；另一方面則更能夠因應自身在組織中的各種角色。

　　全球化與新傳播科技的發展，增加了組織溝通與管理的複雜程度，而時代的變遷所產生新的社會契約與工作價值觀，也改變了人們對勞資關係與工作的認知。

　　當「組織素養」之概念落實在教育時，其目標除了教導包括了人類傳播、組織與管理理論、組織行為與組織傳播學在內的相關學說與技巧外，更應在社會感知、訊息設計、互動管理、與倫理責任等四方面培養與提升學生的知覺。

組織傳播學研究的新方向

　　學者們研究時的基本差異，乃在於視其中之一為「主體」，另一者為「襯底」(Taylor, 1995)。對於許多持實證─功能論的學者而言，是先有組織才有傳播，另一派學者則深受Anthony Giddens(1979)的結構化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所影響，當外部環境變動時，組織固然會做出調整，但整個結構的調整，乃是經由各個要素間不斷互動的過程所達成之結果。轉而注意到組織(inter-organizational)、以及組織與環境間在社會、政治、和法律等面向上所產生的議題。結構只是人們行動的諸多依據之一，組織文化中的種種要素與個人的特殊取捨則成為一種權變的情境(contingent context)，影響著組織中的行動與互動。

　　在上個世紀後期漸朝語言轉向新研究取向逐漸浮出，其中尤以從闡釋─文化論點(interpretive-cultural perspective)出發的組織民族誌(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與從批評論點(critical perspective)發展出的研究方法最受重視。從1970年代末期起，開始有了採批判論點的組織研究，而在1980年代末後現代主義也進入了組織研究(Parker, 1992)。

　　無論視組織如會話、對話、或是敘事( Boje, 1991; Broekstra, 1998; Eisenberg & Goodall, 2004; Gabriel, 2004)，應從多元以及變動的組織情境裡，去瞭解成員是如何經由互動，創造出組織真實以及對自我與他人的認知，而現代組織管理的目標，也應從強調組織績效，轉為尋獲個體創造力和組織強制力間的平衡點。如此，則導出當代組織傳播研究的兩個重要課題：文化研究與再現、以及權力概念的再建構。

　　組織從來不是一個能夠中立客觀解讀的場域，它乃是經由不同利益的團體、以及不同詮釋和再現系統所不斷抗爭所建構出的情境(Mumby,1993)，批判論點視組織為政治運作的場域，其中充滿了霸權與宰制，因此特別強調對於女性、勞工階層、以及少數族裔等群體的權力/利的取得。

　　透過對於文化和權力的省思，今日組織傳播學研究的思維就本體論而言，已從現代性的存有(being)轉成後現代性的形變(becoming)，傳播不僅是組織生活的中心，更是建構文化與權力的要素。

組織傳播在台灣的發展與契機

　　從科技的面向來看：特別是網際網路的發展，對於組織管理者與成員的影響，可以從兩個面向去進一步的探討：

　　(1)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與電腦中介互動的頻繁，許多組織的運作、監督、和表現評估都已電腦化，這固然提高了管理效率，但也對組織機密的控管、員工隱私權的保障、以及智慧財產權的維護等議題造成衝擊。

　　(2) 科技的發展使得虛擬辦公室、虛擬團隊成為可能，但也可能因為電腦中介傳播而形成不同的人際互動模式與關係。

　　從文化的面向來看：主位途徑（emic approach）的民族誌研究有其重要性，也能為台灣的組織傳播學拓展更多元的視野。而凝聚台灣組織文化研究的成果，除了可以經由紮根理論的發展而建構在地甚至更巨型的知識理論外，對於實務亦有極大的幫助。組織文化的研究可延伸至兩個方向：

　　(1)文化與組織認同的相關研究。

　　(2)文化與組織同化(organizational assimilation)的相關研究。

　　從論述的面向來看：使語藝從以往強調分析公共演說的文本研究，延伸到可以運用在各種組織傳播情境的互動性分析，國外近年已有這類的研究(Grant, et al., 2004)。對於日常言說行動(talk-in-action)的探討，有助於我們對於組織溝通中的意義協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認知、以及反思性(reflexivity)有更多的瞭解。

　　從實踐的面向來看：台灣組織傳播學者除應建構更多關於規範和倫理等面向的實務性理論外，更應透過組織傳播教育的體現，反思知識實踐的可能性，這即是本文一開始所提「組織素養」的概念。

　　從傳播的觀點出發將組織視為對話(Eisenberg & Goodall, 2004; Eisenberg,Goodall, & Trethewey, 2007)，並透過組織素養的養成，使得新世代的組織成員都能有知識、能力、和權力，也有意願用心去進行對話，那麼理想的組織傳播與平衡的組織生活才有可能發生。

　　我們對於「對話」的概念是著重於對應(responsiveness)而非只是自我表述(self-expression)，當我們從一個「對話」的取徑來檢視知識與認同時，那麼本土組織傳播學研究的發展重點，就應該是一方面在台灣的土地上，努力發展出多元的研究取徑與成果，以建構出一套本土組織傳播研究的體系與理論架構。（記者黃嬿整理）

延伸閱讀：

　　秦琍琍 (2006)。＜建構/解構組織─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組織傳播學研究的再思＞，《傳播研究的傳承與創新》，頁137-158，台北：世新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