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了二十年的記者後，今年我轉換跑道，開始到大學從事全職的教書工作。但在我心裡始終有一個結，無法真正開懷。那就是：「如果我這麼熱愛新聞工作，為什麼不能堅守到底？」「如果我自己都離開了，如何鼓勵我的學生全心投入？」
這個心結牽涉到我個人的職場境遇，也與新聞環境生態有關。尤其是後者，整個媒體大環境的惡化，衍生出個人深層的無力感。而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便是新聞專業倫理的改變，造成專業價值混淆、新聞工作者異化、台灣的新聞內容變得如此粗糙不堪，使得年輕人不知所措。以致一名失望的應屆畢業生在加入新聞工作後不久寫信給我：「我必須把理想裝進袋子裡，不知道哪一天才會再打開」。
台灣媒體從戒嚴的控管到進入解嚴後的全面解除管制，塑造出媒體為言論自由的崇高象徵。在解嚴後媒體尚未大量出現的那幾年裡，確實有過良善競爭的階段。當時台灣的新聞媒體仍是專業掛帥，新聞競爭取決於真正的獨家；新聞報導講究真材實料，記者平時若未下工夫建立充足人脈，必然無法做好新聞工作；媒體經營者若不願投資，就無法生產品質佳的新聞；媒體生產了好新聞，自然就可獲得好的收視率與發行量，然後又有本錢投資做下一個好新聞….。這些專業理念曾經像生物界的食物鏈那樣的環環相扣，使得新聞工作成為有志青年願意參與的工作之一。」
同樣源於政治高壓的常民生命史，促使台灣民眾將政治的無奈感投射成對新聞媒體的支持。和其他國家相比，沒有人像台灣民眾這麼關心新聞、更每天從新聞中獲知大小資訊。
民眾的心情吸引了市場的注意力，廣告主首先發現背景互異的民眾，卻有每天接觸新聞的共同習慣，這是廣告觸達的重要基礎。於是，只要有媒體播報新聞，廣告主就投注廣告，他們非常樂意將大筆預算投注在電視、報紙、雜誌等媒體中。新聞媒體獲得了經濟力，更加強其在政治、社會層面的影響力。
在這種趨勢下，中外資本家也開始注意到台灣民眾重視新聞的心情，以致新的報紙、電視新聞台、雜誌、電子報等各式新聞媒體，紛紛在台灣創設。單以新聞台來看，台灣這個小小市場，卻密集了最多的電視新聞頻道。但顯然，這些新聞台成立的目的並非為了新聞言論的拓展，而是營利與賺錢。又由於市場已經受到眾多媒體瓜分，所有媒體只好以最少的成本經營新聞，對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專業進行最大的剝削，新聞與新聞工作者都成了犧牲品。
在我看來，一切新聞弊病的源頭幾乎都要從這裡說起。當「利潤」成為媒體經營者最主要目標後，新聞製作被迫發生強烈變化。「好新聞」指的是能幫媒體賺錢的新聞，所以新聞記者要非常樂意去訪問「援交女」、「牛郎」；相較下，記者如果想寫「環保」、「勞工」等社會議題，就會遭媒體主管認為「離題」與「未進入狀況」。這麼一來，新聞記者的好壞標準也有所不同了。
過去，「好記者」的標準早有爭議。有些記者新聞關係良好，能夠最快反映重要新聞人物的意見，他們就是「好記者」；但這些勤奮的記者因為與採訪對象關係過密，也不斷受到批判。現在，「好記者」的標準又變了，各媒體內重要的業務會議成為定義「好新聞」最主要的力量，能夠為媒體賺錢的新聞記者，才是「好記者」。固然這種觀念還是有爭議，無疑已漸漸成為主流。
媒體的「產業」特性愈來愈明顯，大家視賺錢為天經地利，也把生存放在第一位，釵h負責生產新聞內容的人，也與業務單位參考一樣的報表、市場調查，甚至拿這些標準來主導新聞。大家振振有辭：「媒體再有理想性，如果不能先生存，如何可以實現理念？」於是，這些不合專業倫理的做法，在這裡都找到了合理化的出口。新聞媒體肆意報導煽色腥的黃色新聞；「置入性行銷」幾乎在每一個媒體都寄生過；大家不斷自我暗示，將新聞與廣告混淆實在情非得已，一切都是大環境使然。
新聞主管如此，一般工作者也一樣。由於「工作機會擁擠」的不利條件，新聞的專業價值更是受到扭曲，工作者也得合理化所有現象，否則無法繼續工作。包括：「我所服務的煽色腥媒體就算要賺錢，但至少是個誠實的媒體，不會做置入性行銷」；或是：「我知道置入性行銷不對，但好的置入新聞讀者也愛看。」新聞工作者似是而非的心情，令人感到事態嚴重。
這些惡劣的現象，需要進行新聞改革。當我還是記者時，就一直秉持這樣的主張。然而，留在新聞界談新聞改革，總難免綁手綁腳；我的想法是，如果轉換身分到傳播學界，或許可以為台灣新聞界做點事。
儘管身分已經轉換，在我心裡，卻始終無法忘情新聞工作散發的迷人魅力。它曾經豐富了我的人生經驗讓我有機會參與社會改造；我因為從事新聞工作，才能找到自我的定位與方向。依此心情，我還是非常樂意鼓勵年輕人投入新聞業，並努力做一個專業記者。儘管目前新聞的專業倫理出了問題，眼前更大的挑戰是，要隨時把握機會，「把理想從袋子裡拿出來」。
這樣的想法，使我稍稍釋懷，也願與新聞線上所有工作者共勉。
（作者曾為記者，現為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