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之初，他走遍台灣各大公害現場，寫出不下百篇的公害報導，他慷慨激昂的譴責政府在環境政策上的後知後覺，落筆之際又時能見著他深刻的人文關懷與對土地的熱愛。多年之後的今天，楊憲宏，這個名字，我們只記得他是政治評論節目的常客，只聽聞他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是「政治評論家」，卻不知道，他也是當年那個時常坐著野雞車深入西南部污染現場，夜半獨自坐著客運趕回報社寫稿的環保記者–楊憲宏。

　　一九八○年，獲得曾虛白公共服務獎的「多氯聯苯事件」系列報導，是他在《民生報》當醫藥版編輯「跨界」以記者身份採訪的第一篇報導。

　　一九七九年，彰化油脂工廠使用多氯聯苯（PCBs）為熱媒替米糠油加工除色、除臭，加熱管線因熱脹冷縮產生裂縫，使多氯聯苯從管線中滲漏出來污染米糠油。惠明盲校全校師生200多人，就是該次多氯聯苯污染事件的最大受害團體；有毒物質順著血液流遍全身，身上因此而佈滿氯銼瘡，器官、中樞神經病變。
(本事件已由記錄片工作者蔡崇隆拍成「油症—與毒共存」一片，現正全省巡迴演出中。http://www.wretch.cc/blog/surviving)

　　楊憲宏在一九八○年二月《民生報》社刊第六期的文章上，回憶當日採訪惠明盲校的景象與記憶後，這麼寫道：「…走訪惠明盲校看受多氯聯苯之害的盲生那日，所見所感，一直記憶極深刻。回報社寫〈哭泣的教堂〉時，腦子裏怎也抹不去彼時愁寞的印象。這樣低盪的心情，其實並不是第一回經歷。」這是他的第一篇備受爭議的報導，是他日後持續報導環境議題的啟蒙。

　　那一年，他二十八歲，踏入新聞界不過兩個多月的時間。

　　一九八三年，冬天，實踐與文化大學企圖在翡翠水庫上方增建校舍。當時在水源區濫墾、濫建的情況頻繁，已經嚴重侵染水源環境，有關單位甚至祭出法令宣示執法立場：「集水區之經營至為重要，濫墾濫建及污染水源之行為均須嚴予防上」。然而，同一時間，卻又讓兩校的重大開發案悄悄通過。楊當時的報導被壓了一個月，因為「事涉敏感」，出不得。他急了，報請上層訊問可否發稿。他對主管說：「難道總統有自己的水庫嗎？Even the president has to drink water！ 」這篇讓報社頭痛的調查報導，讓他第二次獲得曾虛白公共服務獎。

　　一九八五年，轟動台灣的「嬰兒奶粉事件」，開啟台灣消費者運動的新里程。在其採訪過程中的沮喪、挫敗與報導後代價，清楚的刻畫出，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報禁年代，報老闆與企業主、政府良好的「報政商關係」，是一個小記者在報導時所需要抗衡的多麼大的石塊。

　　該次報導，礙於味全是報社最大廣告商，讓他掙扎於是否該破壞金主聲望；而政府官員請他先寫報導才敢做抽查檢驗，因為他們也得罪不起味全這個大企業。那是他當記者最沮喪的一日。他回憶走回報社的兩個小時：「那時候衛生署在台塑大樓上。我從那裡走回《聯合報》，因為我洩氣到不行。…我走了大概一兩個鐘頭，才到《聯合報》。走回去邊走邊想，不曉得怎麼辦，後來我不管了，我決定，寫！」

　　隨之而來的代價，是味全老闆黃烈火衝進王惕吾的辦公室，是莫名的風聲說他收了其他廠商的錢做出中傷報導。

　　一九八六年，他前往日本南端九州的水汞，尋著尤金史密斯報導攝影路線，將日本水汞案始末搬回當年的台灣，企圖再度發出警語，引以為戒。

　　同年三月，台灣鹿港反杜邦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而烏克蘭車諾比爾事件的爆發，卻未能讓覬覦外資六十億設廠資金的決策者，重新反省、檢討政府的經建計畫是如何將台灣環境推向堪憂的處境。楊在八月《人間》第十期的〈一種人文悲情〉一文中，嘆出幾年來跑環境新聞的哀痛：「數月來，整個杜邦爭議給我的最深的震撼，最大的懼怖是，我終於發現到，我們正不斷消失中的島嶼，在瀕臨文化失恨的土地上，我們的人性已經更行更遠。而主導這樣一個「失根文化」的大勢的，不是別人，恰恰竟是我們政府經濟發展的決策者。」

　　「環境公害」這齣歷史大戲，像永遠演不完的八點檔肥皂劇一般，在台灣土地上，重複映演至今。其後發生的林園事件、鎘污染、後勁反五輕、貢寮反核四等嚴重的環境問題，即使情節、脈絡不同，但結局總是相近。而在長達數十年的公害大戲中，楊憲宏所扮演的總是那個不討喜的反派角色。林俊義教授在一篇書序中，這麼寫道：「所幸我們的社會還有很多站在環境及受害者立場講話的記者和媒體，楊憲宏先生至今仍未中輟…」 。〔註一〕

　　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走過傷心地》前序中，楊有著深刻的反省：「每次奔赴台灣地區公害現場時，心中激盪的經常是：『我到底在做什麼？』不過，一旦全心投入工作，暫時會忘卻這個惱人的問題。最近，仔細檢視過去幾年的工作，才又想起這句嚴厲的問句：『我到底在做什麼？』」 嚴厲的提問，然而，卻又無解；他曾經不斷質問自己是否是那個「踏血而行」的報導者，同時又在每一次的採訪經驗中思索著報導者的本懷與角色。在〈苦海痛土〉的報導末結，他引用了尤金史密斯的一段話：

　　火車奔向熊本。想著人間正義到底是什麼？尤金書中序言裏的話不停的湧現腦海：「…第一個我想從記者這行業剔除的詞是：客觀。能如此，我們的『自由』媒體，才可能進一大步。而也部G『自由』是第二個該剔除的詞，…不受這兩個被扭曲的詞限制，記者與攝影家才可能發揮他的責任。」〔註二〕〔註三〕

〔註一〕：林美挪（1989）。《台灣的綠色災難》，台北：前衛，頁9。

 〔註二〕〔註三〕：楊憲宏（1986）。《走過傷心地》，台北：圓神，頁115。
　　　　　　　　　 楊憲宏（1986）。〈苦海痛土〉，刊載於《聯合報》副刊，
                              1986年12月20、21、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