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許多紀錄片以社運為主題，在台灣曾聽聞或看過，其中有兩個導演是我滿崇拜的大師，就很想有機會能夠親自去看一看。」崔愫欣因在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工作抽不開身，故流浪計畫一直展延到2009年8月底才成行，並於11月初返台。崔愫欣主要踏訪了土本典昭拍片的九州熊本縣水俣鎮，以及小川紳介拍攝的千葉縣三里塚；另外，也至青森縣考察其核能設施，並至山口縣祝島觀察當地歷史悠久的反核運動。

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土本典昭　貼近當地的運動節奏

小川紳介（Shinsuke Ogawa, 1936~1992）和土本典昭（Noriaki Tsuchimoto, 1928~2008）是日本1960年代末崛起的導演，土本典昭曾於2004年應宜蘭國際綠色影展之邀赴台，崔愫欣表示：「很幸運看了他的影片，也看到他本人。那時候看他的影片覺得很感動，水俣鎮因窒素化學公司在生產過程中排放汞，導致當地漁民罹患所謂的『水俣症』，土本不只拍水俣症，還拍當地居民如何抗爭、如何要求工廠和政府承認這個病；他不僅拍攝環境運動，甚至是在拍當地的漁村和漁業。」土本典昭自1971年開始長期記錄水俣鎮遭受的環境公害，針對這個主題共計拍攝17部紀錄片。崔愫欣指出，時隔數十年再看土本典昭的代表作仍覺相當具有震撼力，他的紀錄片有系統地引介事件的起因、發展，並且傳達出受害居民的情感。土本典昭長期關切水俣症，持續拍攝這個主題，「他的作品非常豐富，你可以看到當地長期的變化，藉此將人再拉回那個歷史時空的現場。」

「這些前輩導演的理念其實是很像的，他們還是保有1960、1970年代對於戰爭、對於資本主義結構一貫的批判傳統。土本典昭在談環境公害，並非純粹歸咎於工廠本身的問題，也會觸及日本整體經濟、社會結構的影響。」土本典昭的作品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水俣症這個議題，他的成名作《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1971）向社會大眾披露水俣症的存在，「他的拍片其實是跟當地的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崔愫欣進一步闡釋，土本典昭一開始透過紀錄片揭發事件真相，表明水俣鎮受害者之多、患難之深；接著一路記錄當地的抗爭，包括居民要求政府承認該污染、公開道歉、賠償，並要求工廠負起責任。

土本典昭中期有三部作品《資料‧證言篇》、《病理‧病像篇》、《臨床‧醫學篇》專門在談水俣病的醫學證據，藉此回應日本社會蓄意掩蓋真相、主張水俣病並非工廠導致的輿論。拍攝後期，土本典昭則開始追蹤水俣症患者長成後，踏入社會之後必須面對的外界眼光以及個人心理調適；另外，他也著手記錄水俣鎮逐漸凋蔽沒落的漁業。

因2004綠色影展和2008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相繼策劃土本典昭專題，不少人藉此管道看到他的作品，相較之下，小川紳介的作品因版權問題，無論在台灣或日本都相當罕見。國人對這位紀錄片大師的理解泰半來自《小川紳介的世界：追求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這本由他親自著述的拍片心得。小川紳介在1960年代末展開成田抗爭紀錄片的拍攝作業，記錄農民反抗政府徵收他們的土地用以闢建成田國際機場。崔愫欣認為，機場興建與否具有可堪辯論的空間，因此小川的紀錄片「更能貼近去討論到底民主社會的本質是什麼」。

崔愫欣指出，小川紳介和土本典昭都是採取參與式的拍攝手法，他們介入的姿態或立場並不意味他們會去干預決策，而是指他們長期在拍攝現場蹲點，「跟隨當地的運動節奏」。她也提到，儘管這兩位備受國際推崇的紀錄片導演作品流通不廣，但歷史地位是確認的，譬如小川紳介創立的山形紀錄片影展，無論對日本或對亞洲地區而言皆可謂意義重大。至於土本典昭，雖說名聲不若小川來得響亮，然其致力拍攝的水俣症是環境公害很著名的案例，他的作品因而成為許多歐美研究環境公害者的參考史料。

轉化運動參與的無力感　深化紀錄觀點

崔愫欣曾歷時六年，拍攝完成一部以在地觀點呈現反核運動的紀錄片《貢寮，你好嗎？》，談到這部片的拍攝動機，崔愫欣說：「當初拍這部片的時候我還是一個研究生，我在大學時代曾參與過反核運動，有感於這個運動所堅持的理念是很好的，外界卻很少人知道，才想用影像的方式把我看到的事件記錄下來，將訊息傳播給更多人。」自2005年首度公開播映迄今，已巡迴放映上百場，至今每月仍有一、二場的映演，就一部紀錄片的生命週期而言，其播映頻率算是高的，由此可見台灣社會仍有許多人希望得知社會運動背後的詳實脈絡及生命故事。

「一直到現在，我會有點無力感，拍片對於運動的推廣某種程度上還是有幫助，但除此之外，到底還能做什麼？」核四廠目前施工進度已完成90%，身為一個支持當地的人，崔愫欣很不希望當核電廠完工或開始運轉後，當地人從此遠離家園，自此絕望。「我覺得台灣社會普遍瀰漫著這種無力感，貢寮人更明顯，眼見政黨輪替，許多社會不公平的結構還是沒有變，很多人都會產生無力感。這個無力感到底要怎麼排解、消除或是轉為更積極的力量？因此我才會想去看1970年代日本的社運紀錄片，他們所拍攝的案例反映的正是未來台灣或貢寮的樣子。」崔愫欣懇切地指出她現存的焦慮與思索。

對崔愫欣而言，唯有從實踐中才能找到出路，這趟日本踏查之旅，讓她意識到「記錄是一定要的，一定要把歷史和這樣的反抗記錄下來，藉此留下運動的火種和精神。」日本三里塚的農民組織仍不時有抗爭行動，意味著他們並未拋棄根本的鬥志，且持續在發聲，那種細水長流的力量是能夠引人思考、反省的。除此，也是因為水俣症受害者勇於站出來抗爭，才促使日本修正其環境法令，環境污染因而獲得改善。

崔愫欣籌劃當中的第二部紀錄片將同樣聚焦於貢寮的反核運動，她也還在思考該如何拍攝才能一方面有助於運動理念的推展，另一方面也從中釐清運動的方向。她初步的構想有二，一是討論台灣能源政策的問題，「因為每次《貢寮，你好嗎？》映後座談時，很多人表示他們可以認同那樣的反抗精神，但還是不曉得台灣能源政策究竟該如何改革。」另外一個預設的拍攝主軸則是記錄核電廠運轉前，貢寮居民所感受到的威脅及其面臨的困境。未來崔愫欣想找一些有志青年集體合作，不再是從前那樣單槍匹馬的作業模式。

同時身兼環境運動參與者和紀錄片工作者雙重身份，崔愫欣表示其缺點在於會難以兼顧，就紀錄片拍攝而言，她並未經過專業的培訓或具有充分的磨練機會，但好處是一般紀錄片工作者的運動參與度沒辦法像她這麼高，因為長期關注反核運動，崔愫欣能夠得到較多來自非紀錄片界的資源，包括論述的探討或是整體情勢的掌握，因而可能衍生出比較不同的觀點。「其實這兩種是讓我互相彌補無力感的方式，當我參與運動到很無力的時候，就會想拍一部片當作運動的助力，從中找到方向；當我拍完後，充電了，也找到方向，就又馬上回到崗位上工作，策劃各種活動以推廣運動。」在綠盟工作數年後，崔愫欣有感於台灣社會的現實面和政治結構的改革有限，毅然於2009年離職，沈澱思考下一階段的方向，也準備著手開拍新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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