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舉行的第九屆卓越新聞獎與曾虛白先生新聞獎頒獎典禮上，多位贈獎人與得獎人都誠懇期盼媒體的老闆們高抬貴手，讓年輕記者還能保有他們對新聞事業的崇高理想，讓新聞專業的義理能夠充分發揮，也讓新聞自由對社會產生正面的效益。
一位新聞學教授也在那場合中無奈地表示，老師們在課堂上苦口婆心地教導新聞系學生該如何做一位專業記者，可是等他們畢業，投入新聞圈之後，在媒體老闆追逐利益的要求下，都變成了媒體牟利的工具，失掉了新聞人追求事實與公理的純真，忘掉了新聞工作的社會責任。
他們的憂慮是因為台灣的媒體正在沉淪，不僅沒有藉著民主制度授予的言論自由，發揮第四權的監督角色效能，而且沒有堅守社會責任，以致於在失掉正確價值觀的洪水中隨波逐流，完全迷失了方向。
像全球新聞事業一樣，台灣媒體面對著一些挑戰，其一是自由市場所導致的媚俗趨勢，再者是網路普及與數位匯流，改變了新聞傳播方式，這種趨勢使得媒體在生存競爭中走入歧途，不斷趨向煽腥與聳動、強化時尚及八卦，以避免閱聽大眾的流失，藉著平面媒體發行量和廣電媒體的收視率與收聽率牟取廣告利潤，乃至政治利益。
這樣的扭曲已到了連一些原本不敢「得罪」媒體的學者、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都忍不住跳出來「反抗」的地步；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前不久在一次演講中指出，現在的媒體不但專業能力有問題，更缺乏知識分子的良心與勇氣，弄得社會沒有是非標準，人也變得幼稚與淺薄。企業家曹興誠認為，現在的媒體言論誇大，不尊重事實，對社會傷害很大。行政院衛生署長楊志良更指責若干媒體搞鬥爭分化，顛倒黑白，讓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然而這樣的現象都應該完全歸咎媒體老闆嗎？好像不盡然應該如此，許多新聞人也該負起一部分的責任。在《天下雜誌》所稱「文人辦報」的年代，媒體老闆必須禮賢下士、三顧茅廬敦請懂得辦報的飽學之士出山主持言論與針貶時事，那時候有許多媒體憑著言論公正、報導翔實受到社會各界的尊敬，新聞人也以在那些媒體服務為榮。
可是到了「文人辦報」時代結束後，許多新聞從業人員受不了高薪及名位的引誘，投靠一些商業取向或特殊政治立場的媒體，隨著媒體老闆的喜好與要求，可以把新聞染上了顏色，任意作偏頗的評論，可以扭曲或捏造新聞報導，可以用移花接木的方式作聳動的新聞處理，可以口不擇言的以髒話侮辱他人，至於新聞守望人的功能就完全不是他們關心的事了。
卓越新聞獎得獎人和贈獎人的那番呼籲真能產生一些效果嗎？就當今的媒體生態來看，說實話，真令人懷疑，也許只能期待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透過各獎項的頒發，鼓勵年輕新聞從業人員堅持理想，把握方向，憑著專業智能重振新聞傳統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