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記者剛入門的時候，可貴的除了體力，還有源源不絕的正義感，碰上不公不義，一定血氣方剛地挺身應戰，希望能伸張正義。不過，新聞正義需要知識與事實來支撐，如果專業知識不足，豐沛的正義感將造成施力的方向偏差，若未能及時修正自己的方向，那就淪於意氣式地蠻幹。

　　血氣方剛當然不是壞事，事實上也能衝出些成績。趙少康接第二任環保署長時，不搞前任「外星寶寶」那一套，而是強力向偷排廢污水、廢氣的惡劣工廠宣戰，靠得就是年輕記者的正義感。趙少康三不五時通知記者凌晨三點集合「有新聞」。凌晨三點是記者最難熬的時間，宵夜吃完了，午夜場電影也散場了，累得眼皮快闔起來，但是一聽是去抓烏賊，大家夥精神來了，寫出一篇篇「現場直擊」，給污染業主當頭棒喝。

　　三十年前消基會成立力推第二檔大戲「蝦米含螢光劑事件」則是對照組，造成非常負面後遺症的報導案例。消基會成立之前，老立委楊寶琳有一個「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不過這個協會通常只辦產品表揚，只說好的不說壞的，完全不碰提升消費者權益這一塊，以致消費者與生產者間處在極不對等，是弱勢的一方。

　　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年輕的記者也把保障消費者權益當成使命，對消基會的「出擊」全力支持，毫無再做知識驗證、取得科學支撐的警覺。

　　1981 年消基會發布消息，指抽查市面的蝦米普遍發現含有螢光劑，那是致癌物質。新聞在媒體大篇幅報導後立刻引發民眾的恐慌，不敢再食用，致使漁民蒙受極大的損失。

　　當時衛生署署長許子秋立刻澄清，指消基會「蝦米含致癌螢光劑」的檢驗方法過於草率，造成民眾不必要的恐慌；公共衛生界也說這起事件是「莫須有」，稍微慎重些即可避免。不只衛生署、醫界，國內學魚蝦、甲殼類的學者都直覺以為消基會錯了，但當時礙於消基會氣勢正盛，不願出面指證；尤其新聞界一面倒挺消基會，學術界人力有限，不認為能扭轉事實，貿然出頭恐遭新聞界傷害，只能選擇噤聲。

　　當時中研院動物所有幾位受過嚴謹訓練的甲殼類專家，私下到消基會採樣的蝦米產地也去買樣本，再透過儀器檢驗蝦米的螢光反應，比對蝦米出現螢光反應與消基會指證歷歷有添加非法致癌物質，發現其實是甲殼類都有的自然光澤，並沒有添加人工螢光劑。

　　動物所做比對的消息傳出後，一家報社的女記者上門採訪，這位記者立場是挺消基會。動物所決定把這則新聞的發佈與否交給院方決定，沒料到院方高層也不敢得罪這位女記者，把動物所的分析結果交給了女記者，結果第二天見報的內容不是澄清事件真相，而是修理動物所幾位澄清事件真相的研究員。這位記者不但不澄清事實，還霸凌正義。

　　消基會在消費者弱勢的社會環境下成立，相較於企業主有政府袒護的強勢，是需要以比較草莽的作風激發消費者意識，其中極關鍵的力量來自媒體。如果媒體主持正義，不在乎企業主的廣告封殺，進而把消費者團結起來，是可以產生巨大力量，但前提必須是事實、知識，兩者絕不能缺任一項，很遺憾，蝦米事件兩者都有重大缺陷，造成消費者運動一路走來顛顛簸跛，走了許多冤枉路。

　　類似蝦米含螢光劑事件還真是不少。例如近二十年前的台中縣反拜耳事件，記者以不成熟的環境知識支持台中縣地方政客，迫使拜耳知難而退，此舉至少讓外資不敢在台灣投資達十五年以上。全民健保籌備期間，不少人反對強制納保、繳保費，發起全民反「賤保」運動，竟然也有不少媒體附和，寫些似是實非的報導，侵害了原本沒有就醫能力、生不起病的弱勢民眾權益。

　　再嘮叨兩句：只有釐清事實，取得知識支撐，那樣的正義才是正義，否則將是危害社會的「哪門子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