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新聞系所的課程,或是媒體給新進人員的職前訓練,一定少不了引用已故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拉翰〈Philip Graham〉「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句話。這句名言當然是對華郵同仁的期許,也是華郵對記者撰稿被要求的標準。臺灣新聞界也有句相近的話「心中有自由,筆下有責任」,意思到了,但程度顯然不及。
「歷史的初稿」是對新聞何等嚴格的要求,表示記者所執之筆是寫春秋用的,寫出來的文章不僅要可傳世,還要接受長久、永世的檢驗;葛拉翰這句話對華郵編輯部有實質約束力,對其他媒體的新聞界從業人員也是一項標竿,沒有人敢公然違背,那將難逃良心譴責。
葛拉翰的要求隨著時間流逝,顯然越來越黯淡。大環境的變化,是過去的報人辦報愈發式微,當然那種恢弘氣度,對國家社會的責任,對新聞業的自我期許也就難以維繫;時移勢易至如今商人辦報當道,怎麼可能要求他們有歷史感?不要搬弄是非,驅使媒體當自身利益的馬前卒就不錯了。
另個明顯的變化,是現今的媒體從業員沒有「隨時被提醒」的工作環境;科技工具一項項地改變過去編輯部的「報館文化」,也沒有「堅持前進現場的老特派員」可資警惕;典型不再,報館變成冰冰冷冷的編輯室後,少了人文,少了歷史,少了熱誠,怎麼可能寫出「歷史的初稿」。
環境的變化不能怪年輕的線上記者,因為寫「歷史的初稿」難度愈來愈高,至少,搞清楚「來籠去脈」再執筆為文這簡單的要求,現下有相當的難度。本月上旬一則非洲手機數量之多的新聞,是代表性的事例。這則新聞大致是非洲人口十億不到,但最新的調查,發現手機數量高達六億五千萬支,其密度遠超過北半球的已開發國家;且因為手機,讓非洲迅速變貌。
這則外電報導內容很簡單,但新聞背景卻有一定難度;跟著新聞來的評論,無非是北半球電信強權瓜分非洲、中國大陸的非洲電信版圖大佈局、非洲迅速現代化…等等,結論是臺灣恐已落後於非洲;這些講得都對,但缺乏對電信發展過程的瞭解,以致解讀流於片面、浮面。
三十年前評估一座城市夠不夠現代化,重要的指標之一是通訊佈線工程,因為通訊的地下線纜鋪設是高額的投資。當時香港、日本名列前茅,家庭或辦公室的有線電話密集度很高,甚至一個單位有兩、三條通訊佈線;臺灣雖稍遜,但也不差;當時中國大陸幾乎尚無有線環境,非洲更還是黑暗大陸。
很快地,通訊工具由有線進入無線,再進入網路世界,對正在籌錢準備進入有線環境的大陸、非洲,順理成章的挪移這筆巨大的經費,跨過有線時代,直接進入無線、網路時代,以建設費用便宜得多、工程難度也低的基地台,取代地下電纜的建置,迅速發展了無線通訊環境;過去「現代化」的有線城市,則因有線環境建設已耗掉巨大資源,既有有線環境又仍要維護,當然跨進無線環境的力道被削弱了。
一九七六大陸唐山大地震的重建是可配合理解新聞需歷史感的例子。當年大陸當局迅速的推平震災廢墟,給建設單位「真空」的環境,不消多時,新的唐山市誕生。相較臺灣震災重建十年還談不攏,開不了工,十足「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困境。
這兩個例子很能凸顯記者的歷史感培養是件高難度的事,但該不該培養,絕對應該。有了歷史感,看問題會較深入,所做的新聞解讀才能避開偏頗、膚淺的陷阱,給讀者正確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