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黑箱引發的太陽花學運，衝擊臺灣政壇，混沌的局面更引來全球關心。不乏渾水摸魚、收稻尾、甚至存心攪局之輩，讓這一場學運高度複雜；社會意見破堤湧出，不乏尖銳的兩極對立；許多人選擇噤聲、囁嚅，不看報紙、不看電視、關閉臉書…，毫無疑問，這場成員複雜，居心叵測者競插一腳搶舞台，各方皆輸的局面並不意外；更得承受的後遺症，是臺灣社會倒退，國際形象受損。
如此混沌的局面，堅守崗位的第一線記者身心俱疲還在其次，更因為肩負忠實傳遞訊息的重任，難免會被既定立場者醜化、誣衊，甚至是攻擊，從運動期間不斷有對媒體的謾罵可見一斑；不必辯解，事實終有全貌浮現的一天；換個角度看，高度紛亂的採訪情境，其實是訓練記者冷靜、觀察、堅持忠實傳遞事實的最佳訓練場域。
年輕的第一線記者，正義感、血氣方剛是選擇新聞為一生志業的最強力後盾，但也正因正義感、血氣方剛，對撲面而來的情境做出明顯帶有價值取向的判斷，進而區分善、惡，加上同情弱勢，不知不覺的對事實衡量的天秤緩緩傾斜，連帶的影響了新聞呈現流於主觀；新聞界這類例子從不曾止歇過。
筆者經歷的這個極端例子可供參考。25年前、1989民運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學生，當時筆者調度人員、指揮採訪，赫然發現那個高度危險的場域，竟然有位未被指派、逕自前往的藝文組女同事，她未曾涉獵大陸政情，包括改革開放、爭民主的歷程全無素養，也沒有群眾運動經驗，只有滿腔對廣場上學生的同情與支持，因而，洗衣服、張羅食物、寫大字報…，樣樣都來，發的稿件無一則可堪用。
對照組的例子也發生在1989，財政部長郭婉容登陸參加亞銀年會。先簡述背景：1966中華民國加入亞洲開發銀行組織，1986中共入會，亞銀擅改中華民國為「中國台北」，1987年會我方不出席，1988菲律賓年會出席但不發言「抗議中國」，1989年會五月初於北京舉行，我方派財政部長郭婉容以「亞銀董事」身份登陸出席〈拒絕「中國台北」名稱〉，是兩岸烽火40年來第一位登陸的我方部長級官員。
郭婉容登陸與會的新聞份量，不止反應臺灣對大陸「三不」政策的質變，還包括兩岸啟動交流，當然衝擊臺灣各階層，更也是國際上普遍關注的。開幕式演奏主辦國〈大陸〉國歌郭婉容起立、致意，長城飯店國際記者會，與陸方官員互動…，引發臺灣統獨論辯外，更是全球聚焦所在；登陸採訪的記者，必須撇下個人的任何既定認知，仔細觀察每一個細節，捕捉郭婉容的每一個肢體語言，忠實的傳遞回臺灣，並不先行解讀，那可能干擾閱聽人的判斷。
亞銀年會的巨大採訪壓力，以及代表團、媒體的呈現，受到台、港、陸甚至國際的嚴苛檢驗，確實養成了許多夠冷靜、能應付大陣仗的成熟記者；同樣的，放任自己情緒摻雜在新聞呈現，激動、熱淚盈眶型的記者，大概就不太適合影響面重大的採訪場合，亞銀年會提供了記者「資格考」的場域。
太陽花學運的影響規模雖不及1989亞銀年會，但以牽涉面之複雜，也絕對是具體而微。希望類似的「資格考」發生頻率低一些，實在是代價太大；但若真有下一次，投入的媒體人務必以這次太陽花學運為教材，仔細研讀後冷靜應對；只有成熟的記者、媒體，才能讓運動的代價降至最低，成效攀到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