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員發問，宋小海拍攝）

　　曾經，我以為微信會是突破黨國言論管制的出口。

 

　　但在論文付梓之際，3月中旬微信遭遇迄今最嚴重的一次打壓。

 

　　將近40個微信公共帳號被封。週四（3月13日）清晨，當這些公共帳號的運營者像往常一樣打開微信，會看到視窗彈出訊息：「你的帳號被大量用戶舉報，涉嫌違反法律法規和政策，已被永久封禁。」突然其來，且不容答辯。

 

　　總部位於加州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站，彙整了一份名單，有幾個知名的帳號被停，例如：羅昌平、共識網與真話頻道等。值得注意的是，被封帳號中也有信奉毛澤東思想的網站「烏有之鄉」，《紐約時報》研究員安替對此評論，「此次的審查的對象不是某個特定陣營，而是一般化的政治討論。」

 

　　北京當局在釋放出訊息：微信不可以變成民意平台。

 

　　去年，中國才對微博這類的社交網站進行打擊。今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說，2013年微博用戶數量比去年減少了9.2％，部分降幅即是中國政府打壓的結果，同份報告也顯示，有37%的網友花把更多時間花在微信上。

 

　　從微博學到的經驗，黨國要把微信「扼殺在搖籃裡」。

 

　　曾經冀盼微信公共帳號能帶領突圍的人們，恐怕又要失望了。不過，我認識的這群獨特的調查記者群體，已習慣於擺盪在興奮與失望的兩種情緒中。

 

　　描述記者群體，從不是件容易的事，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早說過：「新聞業是惶惶不安的人、貪得無厭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無恥屈服的人最多的行業之一。」

 

　　更何況中國調查記者群體，在龐大的母體中略顯微不足道。據統計，截至2012年底，中國持有新聞記者證的記者將近25萬，但真正從事記者工作的估計超過30萬人。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來自中山大學教授張志安的《中國調查記者生態報告》，即便是以最寬鬆的標準來定義，中國調查記者也不過300多人。不容否認，報導中介紹的對象多是中國記者的「異數」。

 

　　而且，對於中國調查記者來說，好像還不能用「一個群體」來形容他們。在訪問過程中，他們經常互相指責，例如前《經濟觀察報》記者批評一位長官是「沽名釣譽」；因為《財經》出資者聯辦集團與中紀委的關係密切，讓前《南都周刊》一位主編懷疑另一位調查報導記者的實名舉報是「奉旨監督」；還有《南方週末》在新年獻詞風波中號召記者上網抗命中宣部的舉動，在某位財新記者的眼裡也是「過分煽情」（編註：本段內容有若干指控，基於保護原則，本編重新潤飾）。

 

　　儘管中國的調查記者是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信徒，但在曾獲哈佛尼曼獎學金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的曹海麗眼裡，兩者還有很大差距。「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前提是獨立性」，曹海麗強調記者必須獨立於黨派與組織，接著才是一連串的新聞採訪與寫作技巧，她也承認這在中國很困難，因為「媒體不是獨立的，你媒體人也很難獨立。」

 

　　扭曲的「管辦分離」制度，讓中國媒體不僅承擔政府的宣傳任務，更多時候還必須努力地打「擦邊球」為報社創造營收。雙頭蛇的媒體，有兩個腦袋，一個腦聽命政府，另一個腦跟隨市場，在這種環境底下，記者難以培養獨立性的性格。

 

　　任何客觀的因素，似乎都在佐證：中國不可能建立調查記者的制度。但在長長的訪問中，在他們講述調查報導經驗的某些時刻裡，你還是能感覺到這群人有著獨特的輪廓。

 

　　中國調查記者是種「韌性的力量」。他們有憤怒、有理想、務實、自我、討厭權威、不願妥協、重視事實、啟蒙公眾、相信實踐、不相信眼淚。他們像一團悶住的火，急著想點燃改革的火種，但在有權者雷厲風行地整飭言論下，他們又是堅韌的草，風吹了就倒，卻依然「咬定青山不放鬆」。

 

　　歷史不僅是數量和規模所決定，理念和個人更是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我特別喜歡美國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段話：「不要否定一小群努力想改變世界的人所展現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能真正發揮作用。」

 

　　他們終究是記錄者，不是一名行動者，或許讚嘆行動的力量，但又知道自己難成為其中一員。他們都對政權不滿，同樣期待著更美好的社會，但中國調查記者只願意當個描述者，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但胸中又懷拽著一份「理想」，在政治機會來的時候，把言論空間推的更遠一些。

 

　　不過，「理想」不是茶餘飯後拿來聊天的材料，我在訪談中發現，他們特抗拒「新聞理想」這個詞，就像《南都周刊》主筆季天琴誇張地說「聽了就倒胃口」。更多時候，他們喜歡自己像中國搖滾教父崔健《藍色骨頭》歌詞裡的描述：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個寫字的，只要我有筆，誰都攔不住我，這就是我的事業，更是我的興趣，還有什麼工作比這更來興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