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率團，赴大陸南京及北京作再一次的「國共和談」，臺灣的傳媒對洪的大陸之行評價並不很高；一般認為中共對臺灣的態度並沒有更大的善意，對臺灣未來的國際空間也沒有正面的意義，很多觀察家也表示：中央電視台對此次洪秀柱的大陸之行報導甚少，所以據以推論中共中央對洪秀柱的大陸之行，並沒有很重視。言之有理，讓我想起多年的大陸之行，以及數次與大陸電視同業交往的心得，覺得中共對媒體的嚴控與管制，還是富有中共有效管制媒體的特殊一套，這與臺灣目前的傳播自由相去甚遠，在這種差距之下，兩岸要和平統一談何容易？


　
　　筆者試將多年對中共管制新聞的印象，就記憶所得分享給臺灣的社會大眾。


　
　　我自一九八○年代起，早在臺灣政府允許兩岸新聞交流之前，就有與央視新聞同業交流的經驗；一九八九年春天，臺灣新聞局正式核准臺灣媒體到大陸採訪，我因與央視已有工作接觸的經驗，而被當時三家無線電視台的總經理委託，帶隊前往北京作首次進入大陸的採訪工作。而早在一九八二年西班牙世界杯足球錦標賽時，我及華視轉播小組，在馬德里的球場上就與央視人員有過同場轉播的經驗，隨後的一九八四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女籃錦標賽，及同年的洛杉磯夏季奧運㑹，一九八八年的加拿大卡加利冬奧會，都曾有過工作上的接觸，當然私下也交上了一些朋友。


　
　　在過去近三十年的工作接觸與觀察中，個人覺得中共因世界科技的進步，及其本身不得不逐漸開放的政策，其新聞及言論的嚴控及管理，也有其不得不抓大放小，嚴控中央級傳媒，而稍微放鬆地方媒體及新媒體的兩手策略。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到大陸一般民眾，對北京情勢的變幻，對中共髙層內部的鬥爭新聞或情形，較不能瞭解及掌握；但是對於地方上的貪瀆，或民間不平現象，則有較為寬鬆的報導路缐。在其國內凡是社會、財經、影劇、建設等類新聞，幾乎由城市及省方當局默許，就可放手讓地方媒體，有較大的報導空間。


　
　　另外，在國際新聞上的報導體材也較寛鬆；但因其省市媒體的國際新聞素材，都是由新華社、中新社等中央級的通訊社，做統一供稿。實際上凡是經官方通訊社翻譯供稿的素材，都已經過審核及篩選，所以國際間大大小小的新聞都會有較為完整的傳播，因而大陸民眾對國際事務的瞭解程度，相對的比較深入，反而對其本國的高層動向及其真正的含意，了解地並不週詳。這個實情在其央視晨間的「東方時空」、「東方之子」及打貪、打假，為基層揭發不平的新聞中，得到印證，看起來蠻有「新聞自由」的；但一到政治新聞及其高層的動向，則馬上自動篩檢或聽候「中宣部」的統一指示。而洪秀柱訪問大陸在各有各地方的報導，可能還多一些，但等洪一行進入北京後，其新聞報導的尺度、篇幅等，就會有統一指示和標準了；所以洪秀柱在京活動及「洪習㑹」等類新聞，在中共中央的刻意「冷」處理原則下，當然就沒有很顯眼的報導了。


　
　　十多年前，筆者已從華視新聞退休，造訪北京央視舊識時，就在談興正濃時，擔任新聞主管的朋友，卻不得不告罪先行離去，因其要參加定期或不定期的「中宣部」新聞會報；由此證之，其中央管制新聞的作法或原則，則是嚴格要求報導一致的命令。筆者曾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參與過採訪天安門民運的新聞，當時在五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多天的目睹下，已見到史無前例的中共媒體反中央的舉動；中共中央在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全國總工會，及數十所大學等全市的罷課、罷工、全市舉旗上街遊行之際，我們外行人一看都以為中共政權即將瓦解，但是在其中央內部嚴格的新聞管控下，北京的混亂消息無法傳播擴散到全國各地，而其他省市的擴大示威遊行的新聞也無法在北京看到，一場空前規模浩大的反政府示威運動，因而無法形成全國的民間運動，最後被軍隊及省市政府武警的各個擊破。在民主自由稍微抬頭時，就被鎮壓下去，被消彌於無形，其中央高層及傳媒主管，對新聞強力管制的成效可見一斑。


　
　　在六四事件當時，中共央視的全國新聞性新聞時段，為了嚴控及安全起見，都是採用事先錄影再準時播出；所以在天安門學生絕食抗議事件期間，有少數央視主播為了表達對學生支持的態度，都以身穿黑衣上新聞節目播出，在當時全大陸同情支持學生時，央視中層主管也都視而不見，而造成了全球的注目。但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中宣部就秋後算帳，開始追查當時那種脫序的行為，使不少優秀的年輕主播及記者，後來被強迫下崗，甚而亡命國外；迫使新聞工作者都噤若寒蟬，才使得初見大陸新聞異議人士的反抗幼苖露出時，就已迅速的被摧殘殆盡，讓大陸的言論自由及民主制度，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真是十分可惜的事。


　
　　臺灣在一九四九年後，由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治理全台，最初的戒嚴時期當然對於新聞的管制與過濾，也是十分嚴格的。首先對於傳媒的設立就加以管制，形成傳媒是很難取得經營許可的，而使傳媒家數形成凍結的現象，即便是傳媒的轉讓與合併也都非常困難；好在當時傳媒環境比較單純，只有報紙，雜誌，廣播等類，最暢銷的中央日報、新生報、中華日報都是國民黨及省政府所辦，所以其報導尺度的拿捏，甚好協調，而民營報紙因銷數不及官方報紙，更因恐被吊銷執照，也都能在自我新聞控管中，與官方來往順暢而平和。電子媒體最大的中廣公司是黨營，民間最大電台正聲公司則與情報單位關係密切，所以都能遵守與黨政機關的配合，當時在形式上並無特別的新聞檢查制度，但事後的檢討則可為各傳媒所重視，以免後續再犯而自找麻煩。那段近十多年的期間唯有批文人所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每每傳播不利黨政機關的新聞及評論，但最終逃不了被迫關門的命運。所以國民黨來台的幾十多年，並無特別指導言論報導的制度，但各媒體的自我審查制度卻設立了更謹慎的紅缐，以求自保！


　
在一九六○年中期左右，臺灣以「自由中國」之名，在國際間活動，更不宜有明顯的干預新聞報導的形式和動作；但國民黨的文工單位，每每用背景說明會的方式，希望各家媒體都能作配合報導，不致有太不協調的內容出現。一直到官方的中央等三報的逐漸式微，而民營的聯合報、徵信新聞（後改名為中國時報），由於報導較為自由活潑，最後終於成為銷數最好的兩家報紙，其背後強大的讀者實力，使其獨立自由的傳媒精神逐漸成形，黨政單位只能以低調的「背景說明會」協調各媒體的報導方向和尺度，但其影響力都只能用柔性的協調方式進行，對傳媒已無絕對的控制力度。


　
　　後來臺灣的黨外人士力主臺灣應有更多的言論自由，並多次向威權的一黨獨大的臺灣政局挑戰，終於使民氣可用，加上多次的流血示威活動，為新聞報導及言論自由，衝開了枷鎖，打開了更民主更寬廣的坦途；並在蔣經國主政的晚年打破了報禁，政府允許自由辦報及增設電波媒體，使各類媒體在過去近三十多年享有了完全的傳播自由，甚而到最近的十多年臺灣媒體，形成了亂用傳播自由的現象，自由的尺度無限上綱，成為臺灣社會的一種亂象。因為媒體的報導及傳播太過於自由了，尤其在政治評論方面，沒有任何政黨可以主導媒體，所以在全球的媒體自由方面年年都名列前茅！


　
　　以現有的兩岸言論及傳播自由的程度，真有天壤之別，所以雖有政黨及民眾主張兩岸和平統一，但在言論及傳播等環境，尚沒有逹到一致的自由化，兩岸民眾生活也在絕然不同的民主水平，及社會巨大的文化差異之下，恐怕兩岸自由統一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