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吳佳穎
卓越新聞基金會5月19～5月20日，舉辦「2018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以「網路新衝擊－社群媒體、假新聞與民主」，邀請來自香港、日本、韓國、大馬、新加坡、中國、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到場分享新媒體時代下，他們在各自國家受到的衝擊。
率先登場的香港場，邀請《主場新聞》、《城寨》創辦人劉細良，以「網絡媒體時代的港式民粹」為題進行演講。這也是劉細良第三次在台灣演講新媒體，劉細良說，「三次的演講正好顯示了我對新媒體想像的轉變。」
第一次演講，劉細良剛創辦主場新聞，當時他對新媒體懷抱殷切的盼望，他說：「未來是屬於我們的，新媒體將會改變整個世界、改變整個香港，我們要勇敢迎接新媒體時代。」
第二次受風傳媒邀請，劉細良談新媒體經營的困境、商業模式及如何生存等；第三次，也就是這一次，在經歷2014年雨傘運動洗禮後，劉細良談「新媒體與港式民粹」。
媒體革命 翻轉傳統媒體權力結構
新媒體出現時，又被稱為「媒體革命」，新媒體翻轉了傳統媒體的權力與資本結構。大眾媒體的時代，傳播對象是大眾，但權力是掌握在菁英手中，記者、編輯等接受訓練的新聞工作者，以「新聞專業」為名，決定民眾該知道什麼。
但當新媒體出現時，特別是社群媒體，顛覆了這樣的權力關係，在媒體革命的時代，「每個人都有發報權力」；「當權力關係翻轉時，我們認為這是解放」，所以當時劉細良創辦了主場新聞，希望以美國Huffinton Post為效仿目標來運作。
但經過2014年雨傘革命，劉細良發現新媒體、權力翻轉帶來的改變，跟他想像的完全不同，讓他開始反思，曾經懷抱希望的新媒體，真的是應許之地嗎？
（攝影／姚其宏）
從社運份子到「左膠」、「（被）拆（的）大台」
「左膠（Leftard）」，指信奉左派理論的教條主義者，網友用來形容「很蠢的左傾的人。」這個詞在雨傘運動中受到大量討論。劉細良說，雨傘運動，讓他突然發現，新媒體帶來的權力翻轉，跟他想像的完全不同，「一般民眾看政治的觀點，跟社運份子完全不同。」
劉細良多年來投身社運，從香港民主運動、中國民主運動，到做媒體，他說：「我相信我是掌握一套理論去理解這世界，這套理論告訴我下一步該怎麼做，我該站在什麼立場看事情。」但在雨傘運動中，「像我這類的人卻成了左膠，我們相信的理論被視為紙上談兵、不會成功。」之後「反左膠」逐漸成為新的潮流。
除了「反左膠」，「拆大台」是劉細良第二個發現的新媒體影響。拆大台就是不需要大台，不需要一個從上而下的領導，劉細良說，群眾相信透過線上媒體，如Line、微信、臉書等，群眾就可以在上面組織、討論問題，不需要領導告訴群眾下一步是什麼。
劉細良回想雨傘運動，有天他看到一群年輕人去旺角負責廣播的地方說：「我要拆大台」，且真的動手拆掉大台。「當時我才發現，我跟他們的距離好遠，」劉細良說，以前他相信每個運動都需要菁英來規劃、代表群眾與政府談判，如果沒有菁英領導，運動將會失敗。
但現在年輕人卻不認同這樣的看法，認為運動中的領導、菁英，無權代表群眾。劉細良受到很大的衝擊，他說，「過去我們滿懷熱情投入運動，但現在我們不但被罵，甚至被視為另一個壓迫者。」
雨傘運動結束後，「大台」都解散了，學生聯盟、學生會都退出了。
拆完大台 群眾轉為「食花生」、「抓鬼」
第三個劉細良觀察到，新媒體為社運帶來的質變：「食花生」，就是旁觀，像以前廣東人看戲，一邊看戲一邊喝茶、食花生；這也是網路時代，香港媒體與政治互動出現的現象。「新媒體帶有反菁英傾向，而這傾向也體現在媒體內容上。」
當大台沒了、社運份子成了左膠，民眾討論的內容轉而「政治八卦」，如今天開會時，誰跟誰吵架等，政黨中誰跟誰關係好／不好，劉細良說，「這些在我看來微不足道的問題。」
「抓鬼」，「鬼」指出賣運動的人、共產黨的間諜，這類的香港本土陰謀論成了最熱門的話題。但劉細良認為，這些問題只是讓意見更加分歧，「大台沒了、理論沒了、策略沒了，最後就變成互相指責，問誰是鬼，成了抓鬼運動。」
過去運動雖然也會有意見分歧，但處理方法卻跟現在的獵巫（貓）情形完全不同。劉細良回想他第一次來台灣，當時台灣反對運動兩派，林濁水與美麗島系正在進行「工運掛帥」還是「社運掛帥」的路線辯論。劉細良將這些辯論過程視為「理想的代表」。但這些東西在新媒體時代，卻變成了鬼。
打不過就加入他們 《城寨》－劉細良的新媒體實驗
在發現新媒體時代對香港人日常生活出現影響時，劉細良創辦了網路頻道「城寨」。城寨一詞取自香港地名，位於九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1890年鴉片戰爭後，在清朝力爭下，這裡成了三不管地帶。
1993年城寨被拆了以後，卻成了一個icon（象徵），日本科幻電影攻殼機動隊裡的電影美學，就是以「城寨」作為抵抗象徵，劉細良在創辦媒體時也以此為名，他說，「我覺得主場新聞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經歷過雨傘運動之後，我覺得我應該參與其中，進一步了解新媒體。」
劉細良透過「城寨」將自己變成KOL（Key Opinion Leader），希望透過親身實踐，了解新媒體。在過程中，發現新媒體的分眾化情形，劉細良說，「我的收視率雖然不是最高，但我還是有我的觀眾、追隨者，他們也會去看其他新媒體，比較各方觀點。」
（攝影／姚其宏）
KOL帶來情感動員
KOL，中國、台灣稱網紅，社運期間KOL告訴群眾誰是鬼，KOL透過網路電散播消息，他們不是傳統記者，也沒受過社會學訓練，但群眾相信他們。
KOL出現也帶來兩大挑戰。一個是針對傳統專業媒體，今年5月馬來西亞首次政黨輪替，警察守在卸任總理納吉的家門前，記者也到場直播，長達三、四小時的直播過程，群眾討論的卻是記者的外表、穿著等「食花生」般的小事。
當傳統媒體也面對這樣的環境，劉細良說，「與其我旁觀去批評這環境，倒不如我參與他。」所以他創辦了城寨，每天錄一段時事評論的影片，挑戰新媒體時代只有民粹主義，不能求取共識的情形。
KOL出現也為傳統政黨帶來挑戰。過去從政黨參與到選舉，必須經過一連串政治訓練，包含如何面對公眾、辯論能力等，但如今KOL藉著許多 20～30秒的sound bite，帶起了素人政治的風潮。
劉細良發現，KOL對政治最大的影響在於帶來了「情感的動員」，連繫了香港本土主義。劉細良說，KOL不談理性、不談政策分析，只問「你是不是站在香港優先的立場講話」，如果不是，後面的內容沒有人聽。
「香港人本位的意識」到今天達到巔峰，「我是香港人，我們的母語是廣東話，我們不允許在通訊軟體中使用簡體字。」但劉細良認為，諸如此類以語言等方式區隔出的本土主義，對他而言是倒退的。
劉細良解釋，過去香港是個移民社會，上一代都是遷移進來的，因此對於香港「本土」的想像是城市的，一如美國被視為種族拼盤，各個族群都能在香港生活、彼此間相安無事；但現在香港的本土想像卻窄化成「廣東話」，禁匪語／匪文（中文）。
從「民主抗共」到「民粹抗共」
1991年起，劉細良投身香港民主運動，當時他相信爭取香港普選，不單是普世價值，也是為了抗共，透過民主體系保障，抗中共產黨的干預。但30年後，雨傘運動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共產黨赤裸裸地說：「我們跟你要的民主不一樣，我們是中國模式的民主。我先挑選，你們香港人再來選。」
也因此香港年輕人對這些「民主抗共」的人的評價是，「30年來一事無成」、「你們這一代負了香港」。如今透過抓鬼、本土主義等帶來的民粹風氣，成了香港最大的政治動員能力。但這些因情緒發洩而起的「民粹抗共」，在政治上沒有出路。「民粹抗共」會帶來什麼？能否成為下一波民主運動的動力，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