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廖家慧
由左至右依序為羅世宏、張錦華、李惠仁、李志德、朱建陵。
台灣媒體環境面對外在政經勢力的衝擊，不僅影響媒體的發展，也影響整個社會的結構與氛圍。媒體改造學社和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4月28日共同舉辦論壇，邀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羅世宏、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中央社大陸中心副主任朱建陵、台灣大學新聞所教授張錦華，以紀錄片導演李惠仁新作《并：控制》為背景，共同討論中國作為外來政經勢力對台灣媒體環境當前的影響。
◢ 從媒體報導《709維權律師大抓捕》看中國因素
2015年7月9日開始，超過300位中國大陸律師、家屬、維權運動者，突然遭到公安當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部份人士下落不明，涉及省份多達23個，是中國人權史上自六四以後對律師迫害最嚴重的事件。
這些人被被刑拘、帶走、失聯、約談、傳喚、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其中一位王全章律師，從2015年7月9日至今，未能見上家屬一面，也不得請律師，至今仍然生死不明，國際人權組織強力聲援。
2017年中國人民法院與人民最高檢察長依「顛覆國家政權」為由起訴維權律師。就連王全章的辯護律師余文生在今年年初也被逮捕，這些維權律師不但自己被逮捕，就連幫他們辯護的辯護律師也跟著被捕。如此嚴重侵犯人權的案件，需要國際社會持續關注，學界公民團體也應該要保持關切。
台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表示：「在自由社會的公民們，任何一個人受到不公義的對待，就是所有人受到不公義的對待。」
為了深入了解台灣媒體在這個新聞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張錦華蒐集台灣四大報、網路媒體《新頭殼》、《風傳媒》，以及美國《紐約時報》從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間所做的報導，進行內容分析與訪談研究。在報導篇幅方面，紐約時報、兩個網路媒體與《自由時報》篇幅較多，《聯合報》一年共有六篇，《中國時報》只有一篇。報導主題及立場方面，多數媒體採譴責官方或是聲援律師的角度，且新聞來源都不只一個，讓不同來源發聲，然而《中國時報》只有一個官方的消息來源，採取支持官方的立場。
訪談發現，有些媒體之所以報導較少，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喜歡看到這些報導，所以就不寫。第二個理由是讀者不喜歡看，由於709案沒有英雄人物，讀者沒有太大興趣去了解。第三個原因是台灣媒體只有外電，沒辦法採訪，這是我們面對的困境。
張錦華教授分析709案律師抓捕案的報導，探討中國因素如何影響台灣媒體。
◢ 中國每年斥資100億美元進行大外宣，引發各國關注
中國因素在台灣，是長久以來面對的問題，透過收買媒體、懲罰異議分子、交流利誘等方式造成恐懼控制。不只台灣，世界各國也逐漸的被中國因素所滲透。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指出，中國花費100億美元進行大外宣，向全球擴張它們的勢力。不只有台灣，全世界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就連《華盛頓郵報》都曾接受中國的資助刊登新聞。
另一個大外宣的最佳案例就屬「孔子學院」，作為中國官方延伸的孔子學院透過設立中文課程、聘請中文講師，填補外國對中文教育的需求與缺口，來降低西方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至今儼然成為中國在海外的宣傳機構，且規模擴大的速度非常快，目前已有五百家，預計擴充到一千家，許多民主國家紛紛意識到中國勢力的威脅。
此外，路透社調查發現，全球有14個國家當中的33個廣播電台是由中國國家級的廣播電台所控制或租賃。美國國會甚至特別舉行聽證會，重點討論中國大規模審查壓制境內的言論表達自由，還有中國將威權主義延伸至互聯網，以及對全球言論自由構成的威脅。對於中國積極外宣、統戰的現象，自由社會必須警覺。
◢ 控制的兩種方式：話語權控制、信息控制
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指出，中國的控制方式有兩種，分別為話語權控制以及信息控制。
第一種控制：話語權控制
話語權控制體現在香港中小學課本的一些用詞被挑出來說是有問題的。例如「香港在中國的南方」這句話是錯的，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應該是獨立存在於中國南方。這種話語權的控制表現在所有名詞定義，人民會觸犯到什麼罪名，完全掌握在權勢者手中，而非經過公開的法律界定過程。
第二種：信息控制
有權勢的人通常可以獲得第一手的信息，尤其是司法案件。
銅鑼灣書店桂民海被捕，被中國關押一段時間後，被帶到媒體前訴說自白。對於一個明顯在非自由意志下接受的採訪，報紙應該如何報導？ 當時《南華早報》被指責該訪問是與中國當局合作，是極權政府的幫兇。
台灣也發生過類似事件，台灣的詐騙犯被捕後送至北京，後來被帶到台灣媒體前做自白，台灣的主流媒體該如何報導？這些嫌犯所做的自白是否為真實陳述，還是受到大陸官方控制所做出的言論？這些都牽涉到新聞倫理。
李志德認為，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說清楚當時的採訪情境，讓大眾知道媒體是否有自由提問的權利、是否受到控制與壓力，這些情境都揭露，才算是合格的報導。
面對中國因素的滲透與控制，與談人表示公民的關注以及眾人的合力，才有機會改變中國因素的影響。
◢ 媒體角色不彰讓有心人有機可乘
李志德指出，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和內容品質不匹配，造成健康的媒體商業環境崩盤。當媒體無法透過好內容賣高價，導致真正有心投注資本經營媒體的企業主不是為了媒體本身而來，而是為了某種倡議、宣傳。
對台灣而言，最嚴重的不是亂象，而是亂象導致那些有心人有好的發揮機會。香港已經有此現象，資本家在電視、報紙、網路上展開媒體王國。反觀台灣現在的環境，同樣讓大資本家有機可乘，然而我們政府對於新聞媒體的規劃完全無法因應即將而來的新威權和財團治理。
以近期文化部推動的大公廣想法來看，遠遠不足的對抗這個危機。文化部沒有清楚思考大公廣的發展意義、整合在一起後要做哪些改革？是要打造公共媒體，還是要打造一個新的官有媒體？要打造的是BBC、NHK，還是要做美國之聲或中國之聲？ 公共媒體立法過程中，若只是把現有的人和錢一起往這個池子倒，卻沒有任何的更新調整，建立新觀念去拉動媒體環境，這件事必然走向莫大的災難。
◢ 公民的關注就是改變中國力量最重要的因素
面對中國的控制，李惠仁導演認為，人們之所以會被控制，原因來自於恐懼，而能夠戰勝恐懼的只有兩個，絕望跟希望。多數人都期待有英雄來解決問題，但如果我們只是期望選出一個英雄幫我們解決問題，絕對會失望。因為能改變世界的不是英雄，而是許多的平凡人一起合力來促成改變。
中央社大陸中心副主任朱建陵表示，當今公民無時無刻都面對著龐雜的資訊，媒體積極地用各種方式吸引觀眾的眼球，讓公民時刻面臨很大的壓力，然而我們不能拒絕，因為公民的關注就是改變中國力量最重要的因素。
前述提到台灣詐騙犯被捕送至北京，在中國官方安排下現身自白，由於當時台灣人都非常關注，覺得這些人非常可惡，讓台灣承擔詐騙之島的惡名，所以《中國時報》有進去拍攝。反觀李明哲案，關注的人少，《中國時報》就沒有進入報導。由此可知，民眾的關心程度會影響這些媒體處理的方式。
「台灣人關心的範圍太小了，所以709中國維權律師被捕案就相對不被關心。然而香港已經被中國全面滲透，所以香港人非常關心這些事件的源頭。」朱建陵表示，或許台灣人會覺得這些事情離自己很遙遠、不關我的事，但是不關心的結果，就是它勢力全面滲透，步上香港的路，那時，一切就都來不及了。
身處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也許會讓人無所適從；太民主的結果，可能讓台灣顯得散亂失序。即使如此，回到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我們只能用更多的自由來維護自由」張錦華認為，在這樣自由的社會，唯有不斷的把真相告訴大家，讓大家在自由真相下去做選擇才是應該堅持的路。
羅世宏最後呼籲：「只要我們堅定、理性、堅持科學與人文主義進步的信仰，站在啟蒙這邊，堅持我們的原則，我們的朋友會愈來愈多。因為台灣所處的位置，我們有更多的責任關心中國、香港議題；像是《無國界新聞組織》已經從香港搬到台灣，台灣應該要持續扮演提供自由言論出版的角色。雖然當今資訊爆炸、訊息混亂， 在台灣仍然可以看到許多好的媒體、公民媒體、公益性非營利的媒體，，不管你關心什麼議題，在台灣就有許多專業垂直、非營利、獨立的媒體，大家都可以多加支持與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