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能改變世界嗎？在社群時代重問寫作的影響力
特約記者林婕宇採訪報導
「深度長文有人要看嗎？會有影響力嗎？」這是《報導者》十年前創立時，李雪莉心中的疑問。十年過去，《報導者》不只存活下來，還累積了數千篇報導、數百集 Podcast 與影音內容，但疑問並未因此消失。面對AI時代崛起，寫作不得不面對更嚴峻的考驗。
《報導者》十週年展覽系列短講的其中一場，以「寫作者能帶來改變嗎？」為題，由《報導者》營運長李雪莉與作家林立青對談，兩人從各自的書寫經驗出發，共同探討社群與演算法時代下，寫作的影響力。這不只是一個關於媒體影響力的提問，更是一個指向所有仍在書寫的人，無論是記者、作家，或仍在社群平台上試圖留下文字的人所共同面對的現實困境。
李雪莉（左）與林立青（右）對談，從各自的書寫經驗出發，共同探討社群與演算法時代下，寫作的影響力。（特約記者林婕宇攝）
從「震動社會」到「改變一個人」 寫作影響力的改變
如果回到媒體仍高度集中的年代，寫作曾經是一種可以迅速引發社會回應的力量。李雪莉回憶自己26年前初入新聞圈時，晚報一天可賣出60萬份，一篇頭版報導，往往就有強烈的議題設定效果，帶動電視與日報跟進。
他分享自己當記者第三天，就寫下一則關於台大醫學院入學制度的新聞。報導刊出後，教育制度、醫學倫理、就學權利立刻成為公共討論焦點。那是一個「一篇文章就能震動整個社會」的年代。
但這樣的情境，如今已難以重現。李雪莉直言，現在即便是一篇投入數月田野、證據完整的調查報導，也未必能穿透演算法的牆，進入更廣泛的公共視野。「過去一篇文章的影響力，跟現在相比，差距極大」李雪莉感嘆道。
李雪莉回憶初入新聞業時，是一個「一篇文章就能震動整個社會」的年代。（特約記者林婕宇攝）
不過對林立青而言，寫作就帶來了極大的改變。
對他而言，寫作最直接的改變，並非制度或輿論，而是他具體的生命轉向。從工地監工到作家，寫作改變了他的身分、收入與社會階級。「我是靠寫作翻轉社會階級的人」他說。
這種改變或許無法即時成為政策，但它真實地發生在人的生活中，也持續影響他身邊的人。「它的改變可能很迂迴、很延遲，但是你總會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對當事人會帶來某種程度的變化，甚至對寫作者也可能會帶來改變」李雪莉認為，即使現在寫作造成的「改變」沒有二十年前那麼快速、明顯，但身為寫作者仍會感到一種「承諾」要將事情寫下去，持續努力，相信總是會影響到某些人。
面對今日寫作的阻力 依然持處世的態度
「你覺得是現在的寫作者不夠努力，還是這個世界有阻力？」李雪莉對林立青直球拋出此問題。林立青並不將問題歸咎於寫作者是否「不夠努力」，而是更傾向認為，這是一個助力與阻力同時存在的時代。
社群平台確實讓書寫更容易被看見、被分享，甚至能快速轉化為資源與支持，但同時，極端的分眾也意味著，再重要的議題都可能只在小圈子內流通。「你就算再好、再努力，其他人不見得會看得到。」林立青說這是他最近開始接受的事實。
李雪莉則指出另一個更深層的變化，「現在的寫作者，包括我自己，我們內建的時間感是越來越快速。」他觀察到，寫作者與讀者，都被一種「內建的急迫性」推著往前。閱讀變得匆忙，採訪節奏被壓縮，甚至連把一本書完整讀完，都成了一件困難的事。
這樣的速度，對新聞書寫尤其致命。當社會對媒體的信任下降，受訪者不再輕易「掏心掏肺」，寫作者反而需要投入比過去更多的時間，才能建立關係、進入田野。但現實的產製節奏，卻不斷逼迫寫作變快。
李雪莉提醒，在這樣的環境下，新聞從業者很容易因為能快速搜集某人資訊，而扁平化他者。當技術越來越快，寫作者反而更需要停下來，重新認知到自己在看的是「人」，而不只是素材。「的確世界有阻力，但在這個阻力下我們必須想方設法地，讓自己還是回到那個原初的狀態——就是為什麼你與這個人相遇。」李雪莉強調，正如《報導者》的定位一直是「處世的態度」，要用心待人接物，好好聆聽受訪者的故事。
林立青認為社群平台確實讓書寫更容易被看見、被分享，但極端的分眾，讓議題只能在小圈子流通。（特約記者林婕宇攝）
寫作的侷限 從書寫走向行動
正是因為清楚看見寫作的侷限，林立青在近年逐漸轉向更直接的實踐行動。
「當你發現眼前是活生生的人，你沒有辦法只單純寫字。」他坦言，自己曾經相信，只要把問題寫出來，就會有人改變。但現實很快讓他意識到，文字的力量並不總是即時有效。
於是，他成立陪伴失序弱勢者的攸惜關懷協會、成為僱主，實際介入夥伴們的生活：處理健保欠費、交通罰單，提供工具與工作機會，協助他們在制度縫隙中重新站穩腳步。他甚至形容自己因此變得「市儈」，但也正是在這樣的實踐中，重新找回身為寫作者的價值感──用文字換取資源，讓人有機會繼續活下去。
對此，李雪莉並未否定行動的必要性，但他也清楚劃出新聞工作的界線。記者不是社工，也不是運動者，而是必須站得稍遠，才能看見結構性的問題。每個角色都有其位置，關鍵在於是否清楚自己正在扮演什麼。
承諾與主體性：寫作作為一種仍然需要被選擇的態度
在現場提問的部分，有觀眾問到寫作可能帶來的「反效果」，例如像《廢墟少年》系列報導涉及弱勢族群，當這些揭露弱勢者的報導被觀眾脈絡化閱讀，是否反而加深社會對該群體的刻板印象，甚至傷害被書寫者？
對此，李雪莉再次強調了深度長文的必要性，才能盡可能地把脈絡解釋清楚，然而如果有觀眾要去脈絡化閱讀，寫作者也無法為他們負責。至於，報導是否可能傷害被報導者，李雪莉從自身報導經驗出發，坦言這正是她在《廢墟少年》中曾經深刻反省的課題。她分享，在處理未成年主角「土豆」的故事時，自己起初高度依賴專家意見，詢問律師、兒少專家與媒體倫理顧問，得到的結論幾乎一致，即為了安全與合規，最保險的作法就是去識別化，不露出臉孔、不讓當事人被辨認。然而，這個看似「最安全」的專業判斷，事後在攝影同事提醒下才意識到一個盲點：她幾乎沒有認真詢問土豆本人，究竟想不想被看見、想不想為自己說話。
李雪莉回憶，攝影團隊在拍攝土豆的過程中感受到，土豆其實對自己的處境有清楚理解，也帶著某種驕傲與自信，希望被當成一個有能動性的主體，而不只是需要被保護、被隱藏的對象。
林立青也在回應中補充，從他的經驗來看，被書寫者往往比外界想像中更清楚自己「想要怎樣被呈現」。在實務上，確實曾有未成年受訪者主動表達希望發聲，甚至要求自行選擇使用何種化名，而非完全由寫作者或媒體替他們決定。對他而言，尊重主體性並不意味著放棄保護，而是承認被書寫者對自身敘事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判斷與選擇權。
林立青表示，被書寫者往往比外界想像中更清楚自己「想要怎樣被呈現」。（特約記者林婕宇攝）
提到寫作帶來的刻板印象強化，李雪莉也指出AI時代下的風險。他以 AI 生成影像為例說明，例如當要生成「印度男性」或「受害兒童」，AI 往往只會生成高度單一、刻板的形象，反而強化既有偏見。當人類在訓練與使用這些工具時，若缺乏警覺，媒體內容就可能在無意中再製簡化的他者想像。「為什麼我們要用人去校對？因為我們人是多元的，但是AI現在反而還不夠多元。」李雪莉指出，現在仍必須透過「人」持續介入、反覆校對，才能避免無形中加深某種刻板印象。
那麼，深度長文真的還有人要看嗎？寫作在這個時代還有影響力嗎？
在經歷這些關於誤讀、衝突、主體性與責任邊界的討論後，這場對談並未給出確定答案。或許，寫作不再能保證帶來立即的改變，也不再擁有過去那種可預期的影響路徑。但它仍然是一種選擇──選擇慢下來，選擇去聆聽，選擇記錄那些本來很容易被忽略卻依然重要的人與事。在這一個被速度與數字推著前進的時代，寫作也許已不那麼顯眼，卻仍然是必要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