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監督式報導的未來　可能要仰賴獨立記者

2026 年 02 月 2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劉子瑞編譯報導

本文編譯自《The Conversation》原文：〈Watchdog journalism’s future may lie in the work of independent reporters like Pablo Torre〉，本文作者亞歷克斯．沃倫特（Alex Volonte）在多媒體娛樂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曾在中歐各地的廣播公司和數位媒體擔任內容製作人。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媒體與傳播學碩士學位，目前正在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攻讀新聞學博士學位。

2025 年 9 月，播客（podcast）主持人帕布羅．托雷（Pablo Torre）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導，指控 NBA 的洛杉磯快艇隊（Los Angeles Clippers）可能利用一項場外交易，來規避聯盟嚴格的薪資上限規定。他在節目「Pablo Torre Finds Out」中多次報導這項調查，內容聚焦於明星前鋒科懷．雷納德（Kawhi Leonard)。

雷納德是 NBA 炙手可熱的自由球員，在 2021 到 2022 年球季休賽期間，與快艇隊續約四年，合約金額達 1 億 7,600 萬美元，這是當時聯盟規定允許的最高額度。但托雷報導，在 2022 年初，雷納德的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KL2 Aspire 透過與 Aspiration 簽訂的品牌贊助，獲得了一筆約 5,000 萬美元的現金和股權交易。然而，Aspiration 是一家現已破產的金融科技新創公司，自稱是友善氣候的銀行。

托雷強調，這筆贊助與快艇隊老闆史蒂夫·巴爾默（Steve Ballmer）和另一位球隊投資人對 Aspiration 的大額投資有所關聯。托雷並暗指這看起來不像是一項常規的代言交易，更像是一種「幽靈」般的場外付款，一方面讓快艇隊留住他們的明星球員，同時在技術上也沒有違反薪資上限。

雷納德否認這項合作案有任何不當，堅稱履行了合約義務，快艇隊和巴爾默也否認不當行為的指控。然而，托雷的報導迅速傳播開來，許多傳統媒體機構都報導了他的調查，Aspiration 的破產文件再次受到審視，而 NBA 也宣布正在調查此事。

我在佛羅里達大學的新聞傳播學院，研究去中心化的地方媒體網絡，這些媒體報導了美國少有人知的地方故事。我認為從媒體產業的趨勢來看，托雷的報導，清楚地展現了對這種由下而上、公民記者式報導日益增長的需求。

正在崩解的第四權

監督式報導的目的是讓權力受到問責，這有時被稱為「第四權」。第四權這個詞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它反映了一個觀念：媒體應該作為權力的第四個支柱，與現代民主國家傳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權力分支並駕齊驅。

第四權新聞媒體，一直以來，自豪於不受政治或資金影響，透過揭露貪腐、鼓勵辯論、凸顯重要議題、迫使領導者解決重要議題等行動，來實踐公共服務承諾。

對於監督式報導的需求，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迫切。在西方世界，隨著威權主義再次興起，第四權正廣受威脅。無國界記者組織最新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指出，2025 年全球新聞自由度達到了歷史新低，並首次將目前整體新聞自由環境歸類為「艱困（difficult）」，僅次於最低類別「非常糟（very serious）」。

Ahead of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tomorrow, @RSF_e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 have today launched their 2025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Bottom 5 places: North Korea, Iran, Syria, Eritrea and China - with Russia and Nicaragua not far behind. @HumanRightsCtte pic.twitter.com/Xs2e9iUEaj
— Lord (David) Alton (@DavidAltonHL) May 2, 2025

同時，市場力量和營利動機削弱了媒體在維護民主與制衡的功能。在激烈競爭的市場，點閱率、關注度和廣告營收，也改變了商業媒體選擇報導內容和故事類型的傾向，而對於耗費時間、資源和精力的深度調查報導，似乎越來越缺乏經濟誘因，投資報酬率顯得不足。

全面打壓

在美國，川普（Trump）政府和媒體整併，進一步削弱了媒體制衡當權者的能力。過去一年中，ABC 和 CBS 這兩家美國主要電視網，先是對川普總統提出兩起獨立訴訟，但之後皆以和解收尾，這與他們廣播節目的編輯室選擇有關。很明顯，這兩項決定都確立了重大先例，可能會深刻影響新聞報導的公正性與獨立性。

2025 年 7 月，由共和黨主導的美國國會，削減了公共廣播公司（Corpora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超過 10 億美元的預算，打擊了公共非營利媒體 NPR、PBS 及其地方分支機構的未來營運發展。

最近，在保守派政治運動人士查理·科克（Charlie Kirk）暗殺事件發生後，《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專欄作家凱倫·阿蒂亞（Karen Attiah）因為在社群媒體上公開反對槍枝暴力，而丟了她的工作。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整併（consolidation）」數十年來一直紛擾著美國媒體。媒體頻道已成為控制它們的企業集團龐大資產中的一小部分，而對於這些控股公司忙碌的高層主管來說，製作成本高昂且費力的監督式報導，可能根本不是優先要務。

地方媒體又如何？

獨立地方媒體也正在式微。研究顯示，幾乎或完全沒有地方報導的地區，即所謂的「新聞沙漠」，正在美國各地迅速增加。這嚴重損害了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新聞沙漠通常與較低的公民參與度、較低的選民投票率，以及較低的政商領導人問責程度有關聯。更重要的是，地方記者越少，對地方政府的關注度就越少，這會破壞透明度並助長貪腐。

基於上述現象與原因，越來越多觀眾從社群媒體和播客上獲取新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近期報告，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只從 TikTok 上獲取新聞。而在 2025 年的《數位新聞產業報告》中，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指出：「人們對電視、平面媒體和新聞網站等傳統媒體來源的參與度持續下降，而對社群媒體、影片平台和網路內容彙整器（online aggregators）則越發依賴。」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政府最近與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達成一項框架交易，允許將其在美國的營運業務，出售給一個由美國投資人組成的集團，而這些投資人中有許多是川普盟友。他們能夠控制演算法，也意味著他們能夠影響使用者看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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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

社群媒體讓像托雷這樣的獨立記者能夠找到觀眾。托雷過去曾在《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和 ESPN 擔任記者，並非全然的局外人，但他還稱不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播客訂閱者未達 20 萬人。

幸運的是，他絕非唯一一位擔任公民監督者的獨立記者。2025 年 1 月，自由記者麗茲．佩利（Liz Pelly）出版了她的新書《情緒機器》（Mood Machine），書中詳細描述了她調查 Spotify 可疑財務行為的過程。在她的研究和報導中，她指控這家音樂科技公司合謀壓制支付藝人的合法版權費。

另外，在 YouTube 上因 Channel 5 News 而聞名的安德魯．卡拉漢（Andrew Callaghan），經營著全世界數一數二大的群眾募資獨立新聞室。他在 2025 年 7 月獨家採訪杭特．拜登（Hunter Biden），而這個機會是主流媒體無法取得的。

2020 年，加拿大兄妹蘇赫·辛格（Sukh Singh）和哈琳·卡爾（Harleen Kaur）創立了 GroundNews，提供一個新聞彙整、策展和嚴格事實查核的線上平台。All Sides 和 Straight Arrow News 也是類似的由下而上計畫，旨在揭露媒體偏見並打擊錯誤資訊。

同時，非營利媒體機構 ProPublica 透過分散式的地方記者網絡，來從事調查報導。他們的《母親的一生》（Life of the Mother）系列，探討了墮胎禁令後母親死亡的案例，為他們贏得了多個獎項，同時也推動改變了聯邦和州級的政策。

所有這些人都揭露了值得公諸於世的有意義故事。在過去，這些類型的新聞是官方紀錄報（newspapers of record）的職責範圍；如今，地下的調查者或許是制衡權力濫用的最後一個堡壘。這項工作並不容易，而且肯定賺不到什麼錢。但我認為這很重要，而且總得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