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看見」到「被需要」：方德琳與張潔平對談媒體的十年生存之道

2026 年 01 月 20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洧農採訪報導

什麼樣的內容是「好內容」？產製「好內容」的媒體又為何活不下去？《報導者》十週年系列講座「《報導者》Open講」的第二場主題為「如何讓好內容被看見（還要活下去）？」，由《報導者》總編輯方德琳與資深媒體工作者，同時也是飛地書店創辦人的張潔平擔綱主講。

兩人從台灣本土的非營利媒體實驗，聊到離散華人社群的去中心化嘗試，直指媒體生存的核心命題——在這個分眾且破碎的時代，媒體如何重新定義「被需要」的價值。

活下去的根本：被需要

張潔平表示，當她看到這次《報導者》邀約的座談主題時，心理的第一反應就是：「哇！為什麼過了10年我們在談這個問題？」但轉念再想，其實「好內容如何活下去」已經是困擾所有做嚴肅報導的媒體人20年以上的話題，至今依然。

不過，她認為，在「被看見」跟「活下去」之間，還少了一個環節：被需要。「因為你只有被需要才有資格活下去嘛，不然的話活不下去也很正常。」這些年來她經營實體書店，「讀者的需求」這個命題始終盤踞在她心中，而她也很好奇《報導者》如何回應大眾的需求。

張潔平指出，在「被看見」之前，「被需要」才是媒體存活的根本。（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方德琳表示，《報導者》成立之初，就很清楚：台灣不缺媒體，但是台灣缺一個願意做調查報導的媒體。由於調查報導需要投入較長的時間，製作成本較高，主流媒體多不願為之。可是在議題紛雜繁複的當代，若沒有對議題刨根深掘，許多事情便「說不清楚」。

《報導者》成立後，其關注公共政策的調查報導風格很快獲得年輕讀者的肯定，尤其在學生族群中有著高度支持。然而在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之際，《報導者》意識到：影響世界如此重大的事件，《報導者》不能不予以回應，遂決定開始處裡即時新聞。

方德琳說，對於重大即時新聞的報導，使得《報導者》的能見度變高，也讓讀者更容易區別《報導者》跟其他媒體的差異：脈絡的完整性。兩年前台灣發生「蛋荒事件」，《報導者》記者透過追查冷鏈運輸技術，釐清了在全程冷鏈下保存四個月並無問題，真正的問題出在台灣後端的常溫上架。

《報導者》將事件脈絡解釋清楚之後，有讀者留言「原來如此，我總算搞懂這件事了。」讓方德琳深刻體悟到：重大事件發生時，一定要積極面對，回應大眾當下的焦慮。

透析事件的表象

方德琳提到，其實《報導者》的讀者也經常對報導主題「敲碗」，不過礙於人力資源有限，能回應的比例並不高。

那麼，《報導者》如何篩選報導題材？身為總編輯的方德琳分享了三個選題標準：首先是重要性，例如影響人數是否夠多？第二是做了報導之後，有沒有機會促成改變？尤其是制度面的改變，譬如修法。第三則端視主題是不是沒有被報導過。「假設沒有人報導過，那我一定就會想要搶先去做這個報導，因為這最能彰顯《報導者》的角度跟別人不一樣。」

方德琳分享了《報導者》專注打造市場區隔的策略考量。（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方德琳以兩年前的〈台灣卵子、中國客戶、美國配對〉專題為例。當時，《報導者》觀察到，Dcard當中有許多台灣年輕女子熱烈討論「到美國捐卵」，但有關的媒體報導通常只觸及現象的表層，卻沒有深究：為什麼美國需要台灣的卵子？到底客戶是誰？這些卵子又去了哪裡？《報導者》深入調查之後才發現，原來大部分的客戶都來自中國——這是一個一胎化解禁後應運而生的市場。「我們想要做的就是新的角度。」

回應閱聽習慣變化，投入影音製作

張潔平問到，過去十年《報導者》的讀者有什麼樣的變化？方德琳說，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願意閱讀文字報導的讀者大幅減少。她說，《報導者》的長文閱讀者應該是其他媒體望塵莫及的，但是就連他們的長文接受度都在下降。意識到這樣的變化，《報導者》在五年前開始製播Podcast，並在今年開始製作投入影音製作。

「不可否認的， Podcast 跟影音的影響力真的超過我們本來的文字。」她說，許多捐款者都表示，自己是透過Podcast認識《報導者》的。

從今年有關「大罷免」專題的後續效應更是能夠看出影音媒介的影響力。方德琳表示，在文字報導刊出後，雖然引發許多讀者對於《報導者》立場的爭論，但也僅止於爭論；可是在影音報導播出後，迎來的卻是許多讀者直接退訂，殺傷力可見一斑。

現場座無虛席，講者的分享不時引發聽眾共鳴、頻頻點頭。（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羨慕「積累」的奢侈

回顧過去十年，張潔平在2015年參與籌辦《端傳媒》、2018年創辦社群平台《 Matters》、2021年設立鼓勵非虛構寫作的「在場獎學金」，然後在2022年開辦飛地書店。她說，這一連串軌跡並非出自清晰的計畫，「很多時候是被時代的大潮追著跑。」

張潔平表示，中國和香港的公民社會崩塌使得想促進公共對話的人和他們的產出都越來越脆弱。「你可能會看到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一個精彩的產品、一個非常好的協作平台，然後它們通常都活不過三年。」

她看著許多有才華的朋友在外部政治環境的擠壓之下不斷反覆努力產出、不斷消耗；然而十年過去後，那些努力彷彿都煙消雲散，回到了原點，甚至比原點還差。「所以那個無法積累的感受很多時候是有一種很切身的疼痛感的。」

因此這次參加《報導者》10週年活動，張潔平坦言自己深感羨慕。「能夠在一個相對穩定開放、自由民主的社會裡讓公共對話進行下去，已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非常感人的事情。」

張潔平表示，《報導者》十年來已經累積了相當的公信力。（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離散時代的去中心化網絡

張潔平表示，自己過去在香港做媒體的理想是：透過華語這個共同語言，讓身份認同或政治認同完全不一樣的人們得以相互溝通。「這種可以溝通的媒介，應該讓它發揮做最大的效用，讓我們能夠更加了解彼此，而不是簡單的就把自己的門關起來。」

以前的香港為這件事提供了支點，然而2020年後，不論是中國或香港都經歷了大規模的離散潮，至今未止。隨著香港作為華語自由支點的角色式微，張潔平發現，眼前變成了一個真正去中心化的網絡。過去五年，她在世界各地看見，一些和以往不同的華人群體正在形成，或許在東京、或許在紐約、墨爾本。「他們的需求也在湧現，而且各不相同。」

她說，在這種狀況下，很難想像能創辦一個同時滿足這些人需求的媒體，可是他們的需求又如此真實。所以，不論是飛地書店、在場獎學金或是《Matters》，對張潔平來說，就像是「匍匐在大家的身邊，聽他們在說什麼，然後從中間看看能不能做一點在地的、小小的事情。」

重新編織與讀者的連結

張潔平分享了一個具啟發性的故事，關於她在台北開設飛地書店初期的挫敗。剛開業時，張潔平親自挑選了兩千多本書，許多朋友稱讚「選得真好，這就是我家的書架」。然而，叫好卻不叫座，書賣不出去，經營壓力隨之而來。到了年底，她做了一個絕地反擊的企劃——不再問讀者「想看什麼書」，而是問「你最近有什麼人生困惑？店長為你選三本書」。

張潔平認為，在離散狀態下，媒體或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發聲塔，而是必須「匍匐」在社群身邊，回應在地的真實需求。（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結果出乎意料，兩週內收到了150封信。讀者傾訴的困惑五花八門：生活失去熱情、找不到意義感、甚至有即將臨盆的母親擔憂將孩子帶到這個糟糕的世界。

在回信選書的過程中，她發現大家提出的問題，書店架上80%的書都沒有用。「當一個媽媽跟你說：『我想對這個世界有點信心』的時候，你不可能給她放一本烏克蘭戰爭的書對吧？那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但是它跟普通人生活中的那種真實的精神需求之間的相關性，是需要更細密地被編織出來的。」

她指出，二、三十年前的媒體面對的世界跟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以前每個人面前沒有「話筒」，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需求。如今不論是媒體人、學者，或任何一種知識菁英階層，若沿用過去的方式告訴大家哪些議題重要，聲音只會越來越邊緣。「你看到的狀況就是共識非常快地瓦解。」

張潔平強調，這不意謂媒體應該放棄公共議程設定、或是從中提煉「何為重要」的專業能力，「而是說有這種專業能力的人應該帶著這個能力，走進今天的真實的人群中。」她並提到，這種思維轉換的必要性，對東西方媒體皆然，「因為確實有很多媒體，你明顯感覺到它已經非常離地了，這是為什麼他們最後的報導會距離真實的選舉結果這麼遙遠。」

方德琳表示，當報導者面臨質疑時，讀者主動的維護與信任令她十分感動。（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媒體如何面對泛道德化的輿論指責？

方德琳對張潔平的觀察深感認同。她說，10年前「反送中」還沒發生、川普還未上台、中美貿易戰尚未開打；反觀如今「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所有的標準都不見了。」也正因如此，她認為《報導者》更有存在的必要性。

她以一張路透社報導香港大火時，引起網路爭議的照片為例，表示自己看到那張中年男子站在起火大樓前悲嚎的照片時，直覺那是AI生成影像；但當她發現照片來自路透社，便知道自己可以放心相信其真實性。她期許《報導者》也能在台灣扮演這樣具有公信力的角色。

談起那張照片，張潔平分享了不同視角的觀察。她指出，這張照片引起的爭議，點出了當今新聞媒體要面對的挑戰，不止來自於由上而下的強權，也包含由下而上的輿論。

對於引發爭議的路透社照片，張潔平發表了不同於時下風向的見解。（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她說，這張照片刊出時，香港有許多讀者批評「媒體展示他人痛苦，是在啃人血饅頭。」而路透社面對抨擊，隨即做出報導說明：當事人其實是希望呈現自己的。張潔平表示，該男子願意透過鏡頭展露絕望，是希望討回公義，也就是自己主體行動的一部分。但是香港許多記者面臨的現況是，當他們在災難現場採訪受害者時，民眾會當場跳出來指控媒體「消費受害者」。

她說，這種公眾的泛道德化指責，相當程度上是公眾將自己的能動性不足投射到受害者身上，卻忘了受害者同樣有能動性，就如同殘障人士也有自己發聲跟做出行動的權利一樣。可是公眾經常會過度保護，甚至批評跟他一起行動的媒體「怎麼把他推到前線去？」

張潔平表示，這種公眾集體意識有時反而會與公權力合流。「公權力不希望你（媒體）做一些事情的時候，自己都還不用出手，大眾已經出來替你把記者幹掉了。」有鑑於此，她認為這次路透社正面面對爭議，並說明背後考量，是媒體與讀者間的一種理想互動。「我們不保證我們完全正確，但是我們是這樣考量的，當事人是這樣考量的。我提供更多的資訊給你，請你做出更完整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