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10小時的直播：委內瑞拉記者如何打破馬杜洛下台時的資訊封鎖

今（2026）年 1 月 3 日凌晨約 2 點，社交媒體上開始出現關於委內瑞拉卡拉卡斯市（Caracas）發生爆炸、不明飛機低空飛行的零星訊息。流亡海外的委內瑞拉記者、數位媒體 Efecto Cocuyo 總監雷耶斯（Luz Mely Reyes）很快意識到事態不尋常，她隨即透過簡訊聯絡多名同樣身處流亡中的新聞記者。

短短幾分鐘內，這群記者便迅速集結，啟動一場直播，向委內瑞拉民眾即時說明國內正在發生的情況。最初參與直播的成員，除了雷耶斯之外，還包括數位媒體《El Pitazo》主任巴蒂斯（César Batiz）、《Runrun.es》的布蘭可（Luis Ernesto Blanco）、《TalCual》的阿瑪雅（Víctor Amaya），並由委內瑞拉獨立媒體聯盟《反叛聯盟調查》（Alianza Rebelde Investiga, ARI） 的李斯克斯（Ronna Rísquez）負責統籌協調。隨著直播進行，更多流亡記者陸續加入，其中也包括資深媒體人隆東（César Miguel Rondón）。

雷耶斯接受《拉丁美洲新聞評論》（ LatAm Journalism Review, LJR）訪問表示：「1 月 3 日凌晨，我的一位同事告訴我：『卡拉卡斯發生了爆炸事件。』於是，我們所有還醒著的人立刻在那個早已成形的小型虛擬新聞編輯室裡行動起來。」她說，「我們當下就決定：來直播吧。於是廣播就這樣開始了，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這場原本只是即時報導卡拉卡斯爆炸事件的直播，最終演變為一場長達 10 小時 48 分鐘的連續直播。在直播過程中，記者們持續更新現場資訊，並對事件進行解釋與查證，逐步拼湊出一場軍事行動的全貌：行動最終以查維斯主義政權領導人、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 Moros）遭到拘捕並移交美國作為結局。直到那一刻，馬杜洛已統治委內瑞拉超過 12 年。

李斯克斯表示，這場直播在 YouTube 上的同時在線觀眾人數一度超過 30 萬人，並成為多家國際媒體的重要資訊來源。巴蒂斯則指出，在一個長期處於資訊封鎖狀態、傳統本地媒體難以報導任何批評政權內容的國家，這場串流直播幾乎是唯一能夠即時、持續且完整提供事件資訊的平台。

對馬杜洛遭到拘捕的報導顯示，委內瑞拉的獨立新聞界即使身處流亡，仍能與留在國內的記者形成聯盟，再度成功突破政權長年築起的資訊封鎖。

李斯克斯表示：「這是一場協作新聞的實踐。它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部分記者目前身在委內瑞拉境外，得以自由傳播資訊、提高聲量，並站上鏡頭，向外界講述正在發生的事情。」她補充道：「我們不僅有這樣做的意願，也清楚其必要性。不只是持續向委內瑞拉人民提供資訊，也要向海外社群解釋，委內瑞拉究竟正在發生什麼。」

儘管事態發展令這群記者感到震驚，但他們並非毫無準備。事發前數週，他們便已開始共同分析委內瑞拉可能出現的情勢變化。事件背景為美國於 11 月向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其以和平方式交出政權。雷耶斯表示，正是在那個時候，他們建立了這個「虛擬新聞編輯室」，並於 1 月 3 日正式啟動；每位成員都在其中分享來自各自消息來源與流亡地點的第一手資訊。

「情況確實令人震驚，」雷耶斯說，「這讓我們感到意外，但我們其實已經做好準備。一旦事情開始發生，我們就能立刻採取行動。」她補充，自 11 月底以來，這個極為臨時組成的記者團隊便已建立起來，成員們各自掌握可靠的消息管道，因為他們預期，隨時都可能有重大事件發生。

自去年 12 月，隨著美國與委內瑞拉之間的緊張局勢升高，這些媒體開始在串流節目與內部討論中展開更密切的合作。由《Runrun.es》、《Tal Cual》與《El Pitazo》三家媒體負責人共同主持的辯論節目《La Conversa》，與 Efecto Cocuyo 的線上訪談節目《Con la Luz》合併，催生出新的合作節目《La Conversa Con la Luz》。其他流亡媒體也陸續加入這項新的線上計畫，包括 Cazadores de Fake News 與 Caracas Chronicles。

事實上，這三家媒體之間的合作關係已持續超過十年。Alianza Rebelde Investiga 則於 2017 年以商業聯盟形式成立，並在 2019 年轉型為編輯聯盟，目的是在當時日益嚴峻的政治迫害與新聞打壓環境下，為委內瑞拉獨立新聞界建立集體防線。與此同時，Alianza Rebelde 的成員也持續在多項新聞專案與協作倡議中攜手合作，例如近期的「Venezuela Vota」與「Operación Retuit」。其中，「Operación Retuit」更於 2025 年榮獲西班牙國王獎。

巴蒂斯指出，他們自己或許並未意識到，過去十多年累積的各種合作經驗，其實早已讓這個團隊為這一刻做好了準備。「這並不是某一天的臨時起意」巴蒂斯表示，「有先例、有既有的基礎，也有長期共享經驗所累積的元素。作為記者，作為曾經一起工作、或彼此熟識的人，我們同樣重視彼此之間的信任，以及過去建立起來的各種互動機會。」

雷耶斯也表示，近年來，委內瑞拉的獨立媒體在高度受限、日益專制的環境中逐漸形成一種「趨同」，並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牢固的信任連結。她補充說，這種信任對於共同報導一場最終導致總統遭到拘捕的歷史性行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必須共享來自高度敏感來源的資訊，並以加密方式進行溝通的情況下。

「即使我們分屬不同媒體，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卻極為相似，」雷耶斯說。「我們都曾遭到迫害、阻撓，也都曾成為公眾嘲諷的對象。但我們每個人也都擁有不同的專長與能力，而這些差異，正好共同構成了一個新聞協作如何發揮綜效的最佳示例。」

儘管風險極高，但雷耶斯、巴蒂斯與李斯克斯一致認為，仍留在委內瑞拉境內的記者持續進行資訊蒐集、查證與確認，在這次報導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這個聯盟、這場協作新聞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就是那些身在委內瑞拉的記者。他們因為恐懼無法在報導上署名，不能出現在鏡頭前，因為他們可能遭到拘留，面臨審查、壓迫與迫害，」李斯克斯補充：「他們是我們在委內瑞拉的眼睛，而我相信，我們同樣也是對他們的一種承諾。」

巴蒂斯則表示，在行動發生前的幾週，《El Pitazo》已經提前組建了一個資訊網絡，成員包括獨立記者、該媒體的前合作夥伴，以及來自委內瑞拉各地、隸屬不同聯合媒體的記者，一旦出現突發情況，便能即時回傳消息。

「這套機制運作得非常好，」巴蒂斯說。「第一個小時對我們來說其實幫助有限，因為時間太短，來不及全面啟動所有人；但我們確實從一些關鍵人物那裡獲得了重要資訊。例如，他們能清楚指出哪些地方發生了攻擊，哪些地方則沒有任何行動。」

來自委內瑞拉東北部安索阿特吉州（Anzoategui）的《El Tiempo》報紙，也採取了類似的應對策略。過去數月間，該新聞編輯室同樣預期，美國可能隨時採取行動。然而，受到全國新聞產業危機影響，《El Tiempo》在去年失去了近三分之二的團隊成員。為了因應潛在突發事件，編輯部轉而尋找分布於該州不同地區及卡拉卡斯的獨立記者，建立合作網絡，以便在事態發生時能即時報導。

《El Tiempo》總裁馬爾克斯（María Alejandra Márquez）表示：「新聞編輯室的協調人員開始聯絡團隊成員，讓他們能夠從各自居住的地區進行報導。」她說，這些記者隨後也各自聯繫消息來源，以便遠端掌握當地情況。

馬爾克斯指出，在美國行動開始的最初幾個小時內，該報的報導主要侷限於監看並查證網路上流傳的資訊。這一方面是因為事發時間落在深夜，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安全考量，部分記者坦言，對外出採訪感到恐懼。

「當事情發生時，我們再次經歷了一種熟悉的狀態，」馬爾克斯說，「那種情況上一次出現，是在 2024 年 7 月選後的那段期間，記者真的非常害怕走上街頭。」她補充說，編輯部在很大程度上將風險管理的決定權交給記者本人，尊重他們是否願意、以及是否能夠進行實地報導。

在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El Tiempo》選擇優先投入以受眾為導向的服務型新聞，而非直接切入政治報導。「當越來越多訊息顯示，行動後並未立即發生重大變化時，我們轉而實地了解加油站、市場、街道與食品供應中心的狀況，」馬爾克斯說。

2026 年 1 月 5 日，委內瑞拉副總統德爾茜 · 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宣誓就任臨時總統後數小時，社群媒體開始出現關於總統府「觀花宮」（又稱米拉弗洛雷斯宮，Palacio de Miraflores）周邊傳出槍聲與無人機活動的訊息。馬爾克斯表示，基於風險與情勢不明朗的考量，《El Tiempo》團隊僅能透過周邊地區的消息來源進行查證。

「我們能夠報導的是，當地居民確實聽見了槍聲，但無法判斷聲音的來源，」馬爾克斯說。「換言之，我們無法釐清事件的全貌，但至少可以確認，它確實發生了。當我們沒有能力驗證所有細節時，這就是我們能做到的方式。」

面對高度不確定的資訊環境，雷耶斯強調，嚴格遵守新聞倫理，是此次報導得以成立的關鍵。
「所有事情都在極度即時、快速變化的狀態下發生，」她說，「正是在那樣的關鍵時刻，我們緊緊抓住新聞的基本原則：尋找資訊、驗證事實，並嘗試理解與講述我們正在親身經歷的歷史時刻。」

報導馬杜洛遭到拘捕的記者指出，在軍事行動結束後，社群媒體隨即遭到一波虛假資訊淹沒。這不僅包括在拘捕後數小時內大量流傳的假新聞報導與人工智慧生成影像，還出現了一場被認為旨在向委內瑞拉民眾灌輸恐懼的行動，試圖阻止人們上街慶祝，或公開表達對事件的看法。

馬爾克斯表示：「社群媒體上出現了一場假訊息運動，據信與國家反情報機構有關，目的是製造恐懼，讓人們不敢外出、不敢分享資訊。」她說，「這些訊息聲稱，政府正在建立一套高度複雜的監控系統，全面追蹤人們發布的內容。」

事件發生後，社群中開始流傳關於手機遭到竊聽、當局可存取通訊軟體 WhatsApp 對話內容的說法。巴蒂斯指出，這類謠言在委內瑞拉歷次危機期間反覆出現，但在馬杜洛被捕、政府隨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這些說法顯得更具「可信度」。該緊急狀態法令規定，當局可搜尋並拘捕任何被認定為促進或支持美國行動的人士，並授權設立檢查站，檢查民眾手機，甚至要求人們下車接受搜查。

「事實上，根據這項法令，他們確實在檢查人們的手機，查看裡面存了哪些內容。例如是否有任何慶祝馬杜洛被捕的檔案、照片或訊息，」巴蒂斯說。「這件事正在發生。但沒有發生的是：他們並不能像謠言所說的那樣，遠端存取你手機裡的所有內容。」

這場跨越國界、在風險中完成的協作報導顯示，在高度受限與資訊混亂的環境中，新聞的價值並不在於搶快，而在於是否仍能堅守驗證、責任與對公眾的承諾。當流亡記者與仍在現場的新聞工作者彼此支撐、分工合作，他們所建立的資訊管道，展現了在威權壓力下持續「在場」的新聞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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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