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身進入《最底層》的德國傳奇記者　瓦爾拉夫的「臥底」調查與新聞倫理叩問

2025 年 10 月 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曦編譯報導

2025年，德國魏瑪藝術節（Kunstfest Weimar）隆重推出一部名為《最底層》（Ganz Unten）的「紀實歌劇」，重新審視德國享譽國際的記者君特．瓦爾拉夫 (Günter Wallraff) 在1980年代一戰成名之作——瓦爾拉夫以兩年時間喬裝為土耳其移民工人，化名「阿里」（Ali），以此「臥底」進行調查報導工作，最終揭露了土耳其移民工人的惡劣境遇。

這部歌劇不僅將呈現瓦爾拉夫臥底的情節與遭遇，更將深入探討這位記者進行調查的「內在動機」，以及他的方法在今時今日可能引發的「棕臉」（brownfacing）和「文化挪用」等倫理爭議。導演穆罕默德．埃爾根（Mehmet Ergen）指出，歌劇旨在探究是何種「內在力量」驅使瓦爾拉夫投入這般艱鉅的任務。

瓦爾拉夫：社會不公的揭露者與「干預式新聞」的開拓者

君特．瓦爾拉夫，這位1942年出生於德國小鎮比爾沙伊德（Burscheid）的記者兼作家，以其與別人不同的新聞調查方法，和對社會不公義的堅定揭露而聞名於世。他對戰後德國社會如何看待自身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他的調查方法也常引發爭議和法律訴訟。

瓦爾拉夫的早年經歷為其日後的「臥底報導」生涯奠定了基礎。1963年，他在西德聯邦國防軍服役期間拒絕使用武器，並因試圖發表其日記而被軍醫診斷為「異常人格」，最終於1964年被判定「不適合服役」而退伍。他將這段經歷視為自己後來投身文字工作的「關鍵起點」。瓦爾拉夫自稱是個「自我意識較弱」的人，但他認為這反而使他能與他人產生共情。

瓦爾拉夫的調查方法獨樹一幟，他會捏造出一個假身份，秘密融入欲調查的目標群體來「臥底」。瓦爾拉夫強調，他的調查報導工作，關鍵在於親身體驗：「如果我想成為那些無聲者——那些雖然有很多話要說，卻很少有機會說的人——的代言人，這對我來說意味著，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德國圖賓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的媒體研究學者伯恩哈德．珀克森（Bernhard Pörksen）將瓦爾拉夫譽為「干預式新聞」概念的開創者，因為他從不單純地進行中立報導，而是「始終站在社會弱勢群體的一邊——受害者、無家可歸者、被剝削者」。

瓦爾拉夫標誌性的臥底調查

在長達40年的記者生涯中，瓦爾拉夫進行了多項改變德國社會認知的重要調查報導。

1969年，瓦爾拉夫開始用這種「臥底」方式進行新聞報導，他首次嘗試的報導作品命名為《13份不受歡迎的報導》（13 unerwünschte Reportagen），他喬裝成酒鬼、無家可歸者和化學工廠工人等角色，深入被調查的群體內部。

在投身新聞報導工作的同時，瓦爾拉夫也積極參與政治，在1974年的希臘軍事獨裁時期，他在雅典參加一個反對希臘軍政府的遊行，並故意不帶身份證明，以抗議軍政府侵犯人權，結果被捕並入獄14個月。

瓦爾拉夫還曾在1977年，化名漢斯．埃瑟（Hans Esser），在德國八卦報紙《圖片報》（Bild-Zeitung）「臥底」擔任編輯四個月，其後他在自己的報導作品《開篇》（Der Aufmacher）和《控方證人》（Zeugen der Anklage）中，揭露了《圖片報》編輯部的運作方式和有時「蔑視人性」的報導手法。

而瓦爾拉夫最著名的作品，則是1985年發表的《最底層》（Ganz Unten），他耗時兩年，戴上黑色假髮、有色隱形眼鏡，將自己偽裝成來自土耳其的移民工人，化名阿里．西吉爾利奧盧（Levent “Ali” Sigirlioğlu）。他詳細記錄了在魯爾河谷鋼鐵廠、石棉污染的建築工地和快餐店等地，土耳其移民工人所承受的非人道工作條件和日常遭遇的種族主義對待。書中揭露了臨時工仲介機構如何要求超長工時、不定期支付薪酬並提供不足的安全設備，所作所為宛如人口販子。該書出版後迅速成為暢銷書，在五個月內售出200萬冊，並被翻譯成近40種語言，期改編電影在1988年獲得了英國電影學院獎。

不過《最底層》也引發了「文化挪用」質疑，瓦爾拉夫本人駁斥了這些指控，稱自己的行為是「一種調查方式，而非挪用」。許多移民也對他的說法表示支持，認為「終於有德國人親身經歷並揭露了這些事」。

後來瓦爾拉夫為探究德國的種族主義情形，他歷時一年多，戴上黑色捲髮假髮，將白皮膚塗黑，並化名夸米．奧戈諾（Kwami Ogonno），喬裝成一名帶有外國口音的黑人，攜帶秘密攝影機前往以白人為主的地區，體驗白人居民會如何對待夸米這位外來的黑人。瓦爾拉夫把這次臥底調查所蒐集到的資訊，寫成了2009年出版的《黑與白》（Black on White）。

瓦爾拉夫這一次的調查經歷比他事前預期的更衝擊，他差點在德國東部一場足球賽後被新納粹分子毆打，並被光頭黨威脅。但最令人不安的並非眾所周知的右翼極端分子的種族主義，而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反應：拒絕租房給黑人的房東、不讓夸米試戴昂貴手錶的店主等等。非裔理事會秘書長斯文．梅卡里德斯（Sven Mekarides）指出，對於在德國某些地區的黑人來說，這種經歷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自1990年以來，德國已發生138起種族主義動機的謀殺案。

但是，儘管梅卡里德斯樂見《黑與白》激起種族主義的公眾討論，他也批評了瓦爾拉夫誇張的喬裝強化了歐洲人對非裔的「最壞刻板印象」，認為夸米的形象「就像狂歡節上的小丑」。對瓦爾拉夫此次臥底的調查「棕臉」（指白人將臉部塗色來扮演有色人種，被認為帶有冒犯性並強化種族刻板印象）批評聲音湧現，德國一些報紙評論員甚至指責瓦爾拉夫本人塑造了一個德語蹩腳又無知的負面黑人刻板印象，同樣表現出種族主義。反種族主義團體也指責瓦爾拉夫「家長式地替黑人說話，而不是與他們一起發聲」。

面對這些責難，瓦爾拉夫辯稱，親身經歷黑人在德國日常遭遇的這些危險至關重要，他不能將夸米這個角色委託給他人，並反問「想像一下，如果我派一個黑人去我都不敢去的地方，那會怎樣？」

影響與爭議

瓦爾拉夫的調查工作對德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瑞典語中甚至創造了一個動詞「wallraffa」，意為「透過扮演角色從內部揭露不當行為」。

他不僅是記者，也是一位長期的政治活動家。他曾在自己的家中接待過許多受迫害的藝術家，包括被東德驅逐的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以及因宗教法令而躲藏的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他還多次前往土耳其，支持受審的土耳其和庫德族記者。

瓦爾拉夫「合法性備受質疑」的調查方法也頻繁引發法律訴訟。然而，法院多次裁定他的行為符合聯邦憲法，認為新聞自由和公眾利益在關乎公眾輿論形成的領域中，應優先於被調查者的隱私權或商業秘密權。他還曾被指控在1960年代與東德秘密警察有聯繫，但他否認曾積極為他們工作，德國法院也在2004年通過裁決，因證據不足而禁止他人稱瓦爾拉夫為「非官方線人」或「秘密警察合作者」。

即使在70歲高齡，瓦爾拉夫依然活躍。他持續揭露派遣中心、麵包工廠和私人郵政服務細懂的工作條件情況，儘管他的調查方法引起爭議，但他確實喚起了德國對於種族主義的深刻討論。隨著德國逐漸認識到自己是一個移民國家，這場辯論才剛剛開始。他的作品持續提醒著社會，不能忽視那些「最底層」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