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者社會學2：政治作為志業，與新聞作為志業

2025 年 09 月 9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呂知亭採訪報導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主辦的第五屆Media Talks系列講座，第四場以「行動者社會學2：政治作為志業，與新聞作為志業」為題，由政大傳院教授劉昌德主持，邀請兩位具社會學背景的講者：香港社會運動者、現任中研院社會所客座研究員陳健民，以及《報導者》創辦人、2024年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得主何榮幸主講。

陳健民回顧自己作為學者與社會運動者的生命經驗；何榮幸則談及從解嚴世代記者起步，到創辦《報導者》，長期投入台灣新聞業的耕耘。兩位講者分別從政治與新聞現場出發，交織出一場關於理想與行動的深刻對話，體現「志業」在媒體與政治的實踐。

本場次由政大傳院教授劉昌德（右起）主持，邀請中研院社會所客座研究員陳健民，以及《報導者》創辦人何榮幸共同主講。（照片由政大傳院 Media Talks提供）

政治作為志業：陳健民的民主推動之路

「很多人認識我是因為我坐過牢。」陳健民在講座開場時直言。因為參與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他於2019年在法庭上被認定無悔意，遭判入獄16個月。2020年3月14日出獄後，陳健民表示自己從未感到後悔。「我覺得要爭取民主，是不可能沒有代價的。」儘管牢獄生活艱難、身體疲憊，他認為，心靈因此更加強大。

在獄中一年期間，陳健民利用時間閱讀、運動，並完成著作《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當時正逢香港反送中運動，上萬名抗爭者面臨著入獄，許多甚至是年僅十三、四歲的學生。這本書也成為了他獻給年輕行動者及其家長的一份生命經驗，鼓勵他們走過監禁的日子。

對於民主與自由的信念，陳健民始終堅定不移。他回憶在獄中跑步時，經常面向北方對北京喊話：「我沒有這麼容易給你擊倒。」陳健民表示牢獄是中國政府為了阻止他們繼續尋求民主所採取的手段，但即使經歷牢獄之災，他也不曾被打倒，反而更堅定走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

陳健民過去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研究中國的公民社會。回想起自己為何從研究室走進監獄，他表示，參與政治、爭取民主的信念，其實早在大學時期就已經奠定。1979年他進入香港中文大學，那一年，中國社會出現由民運人士魏京生所撰寫的〈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掀起一波關於民主的討論。陳健民回憶，當時拜讀此文後，對其中的主張深表認同——除了工業、農業、科學技術與國防四項現代化之外，政治也應邁向民主，成為第五個現代化。

陳健民表示「要爭取民主，是不可能沒有代價的。」儘管牢獄生活艱難、身體疲憊，他心靈因此更加強大。（特約記者呂知亭攝）

當年，魏京生因公開批評鄧小平而遭逮捕。在審判的法庭上，與他立場相對的一位參與者劉青認為，魏京生不該直接批評鄧小平，至少他還願意推動改革。儘管如此，劉青仍親手偷偷抄錄了整場判詞為魏京生發聲。因為在此之前，魏京生和劉青兩人雖然在政治理念上有所分歧，卻曾約定如果對方遭遇困境，必定設法相助。這讓陳健民深受觸動，他認為這正是政治寬容最根本的價值：「即使政治意見不同，我也願意用生命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也是他從魏京生與劉青身上學到的重要信念。

1979年的台灣則發生了《美麗島事件》，當時就讀大一的陳健民，透過一場講座首次認識到台灣民主運動的現況。講座由記者陸鏗主持，來賓是《美麗島事件》總指揮施明德的妻子艾蓮達，這場演講也引發他對台灣局勢的關注。而真正深深衝擊他的，是一張《美麗島事件》的軍事法庭照片：施明德明知可能被判死刑，卻嘴角微揚、一派輕鬆；黃信介則是神態從容，展現知識分子的堅毅與尊嚴。陳健民表示，他們當時可能無法想像，在遙遠的香港，有一位大學生因這張照片受到如此深刻的觸動。他說，這些人為了爭取民主，明知道前方面對的可能是死刑，卻依然義無反顧，這份勇氣至今讓他難以忘懷。

同年，香港正面臨前途問題。鄧小平提出收回香港，引發香港大學生之間的激烈討論，主要分為是否接受「民主回歸」與其他可能方案的不同立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甚至致信香港學生，強調保障人民民主權利是中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並明言「民主治港」理所當然。作為學生會幹部之一，陳健民曾提出以學生公投的方式釐清多數意見，讓學生會在掌握共識後再表態。雖然該次公投最終未能成形，但有關香港前途的討論與對民主和主權之間的思索，貫穿了陳健民整個大學時期，也深刻影響他日後對公共參與的理解與投入。

兩岸三地的民主進程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展，這對大學時期的陳健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讓他逐步意識到自己的人生課題——「華人社會的民主問題」。在多年追求民主學識的過程中，他深刻體會到「民主不單只是選舉，它需要有社會的基礎」。正因如此，陳健民確立了清晰的志業方向：為中國的長期民主轉型奠定基礎。此後，他花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走訪中國各地演講、教學，致力於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嘗試從社會層面為民主實踐鋪設根基。

在香港這麼多年來，陳健民也曾多次收到來自不同政黨的邀請，希望他加入政治人物的行列。儘管他將「政治作為志業」，但陳健民選擇以知識介入政治、不踏入政壇，堅持站在公民社會的位置，扮演監督的角色，推動社會的民主轉型。最後，他也鼓勵在場的大學生保持開放的心態，對所處時代保持敏感度，去聆聽時代的呼喚、體會社會意義。

新聞作為志業：何榮幸的記者之路

1983年，當陳健民已經確立自己的人生志業時，何榮幸還是一位擔任高中校刊編輯的文藝青年，懷抱著成為作家的夢想。但轉折出現在兩年後的1985年，何榮幸進入台灣大學社會系就讀後，受到校園內外政治現實的衝擊，讓他漸漸地改變了志向，自此踏上了新聞記者的人生道路。

相較於校園外，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掀起了亞洲民主風潮，但台灣校園內的民主進程卻在長期的特殊關係牽制下，顯得格外緩慢。直到何榮幸入學的1985年，學生們才開始積極爭取廢除校內刊物的審稿制度，以及推動學生會長的直選制度。當時台大的「自由之愛」學運，學生主張一人一票選出學生會長，也開啟了校園民主的實質行動。

當時何榮幸正值大一，他所見到的學運，是一群勇敢的學生走上街頭，高喊修改《大學法》、廢除審稿制度，對抗校園內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即使面臨記大過、退學等懲處，他們仍在所不惜。這些場景深深烙印在何榮幸心中，作為一名觀察者，這段經歷對他日後的記者之路產生了深遠影響。

大學時期除了學運之外，《人間雜誌》也對何榮幸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本由左派作家陳映真創辦的報導文學月刊僅存在四年，也恰巧橫跨了何榮幸的整個大學生涯。《人間雜誌》透過黑白紀實攝影直視社會的苦難與邊緣的處境，以抒情的手法記錄台灣底層人民的生活樣貌，呈現出主流媒體從未描寫的現實。何榮幸表示，《人間雜誌》雖然只存在四年，卻影響了他一輩子。

正因為如此，他曾對《報導者》的年輕記者說道：「一個媒體存在多久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想成為什麼樣的媒體。」何榮幸明白，有些媒體歷久不衰卻未能真正產生影響；而《人間雜誌》雖然短暫，卻足以影響一個世代的台灣年輕人，並在他心中埋下了新聞作為志業的種子。

在學運與《人間雜誌》的影響下，大學生何榮幸開始意識到，「改變社會」是一件重要的事。他逐漸發現，若想促成社會改變，當作家的速度太慢，而當記者能更快速地介入現實、發揮影響力。然而，對何榮幸而言，人生志業不只是選擇一條職業道路，更關鍵的是思考：「我想成為什麼樣的記者？如果有機會，我想創辦什麼樣的媒體？」他心中的答案，從那時至今未曾改變，就是要成為像《人間雜誌》裡那樣的記者，辦一家像《人間雜誌》那樣的媒體。

帶著這樣的信念，何榮幸自1991年踏入新聞界，至今已有34年。他以三點總結目前的記者生涯：推動媒體改革、進行調查報導，以及投身新聞創業。

媒體改革—爭取新聞自由

相較於今日相對自由的新聞環境，三十年前的台灣新聞界仍深受政治力、經濟力，甚至黑道勢力的箝制。當時，記者在寫黑道新聞時往往不敢具名署稿，擔心因此遭受報復，新聞自由長期處於恐懼與壓力之下。何榮幸回憶，解嚴後的新聞環境並未真正鬆綁，因此記者們開始走上街頭，發起遊行並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以捍衛新聞自由。

何榮幸特別提到在1995年，面對黑道對媒體的暴力威脅，他與同事們戴上反黑面具，在行政院門口靜坐抗議，聲援因報導黑道新聞而遭毆打重傷的記者，並發起全台灣記者大連署、發布反暴力聲明，要求政府儘速破案。這場行動不僅是對黑道暴力的反擊，也成為台灣媒體改革的重要一步。

何榮幸談及發起遊行並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捍衛新聞自由的往事。（特約記者呂知亭攝）

調查報導—重建媒體公信力

何榮幸在投入新聞工作後，逐漸發現最讓他富有使命感的，是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的調查報導。他以美國水門案為例，指出調查報導的力量甚至足以促使總統下台；而在台灣，同樣有許多不公平、不正義的事件，值得透過調查報導來揭發。

過去在《中國時報》和《天下雜誌》任職期間，何榮幸製作過大量的調查報導，親身體會到揭發社會不義、促成改變所帶來的成就感與影響力。然而，他也觀察到台灣主流媒體對調查報導人力、資源和時間的投入都在減少。於是九年前，他辭去《天下雜誌》總主筆一職，選擇離開主流媒體，開啟一條能充分實踐調查報導價值的道路。

新聞創業—找回媒體公共性

離開主流媒體後，何榮幸決定創立一家網路新聞媒體，並從兩家國際媒體汲取經驗：美國《ProPublica》專注於調查報導，四度獲得普立茲獎，完全仰賴捐款營運，這讓他看見非營利媒體的可行性；英國《衛報》則以優質報導贏得讀者支持，靠捐款成功扭轉虧損，證明只要取得信任，即使在數位浪潮中，媒體也能闖出一條路。這兩個典範，讓何榮幸對新聞創業產生信心。

創辦《報導者》初期，原本希望透過名人協助推薦來吸引關注與捐款，曾邀請吳念真、柯文哲、吳明益等人在社群平台公開支持，加上團隊推出的調查報導內容精實，何榮幸原以為應該能順利推行。但網站上線第一個月，僅收到四筆捐款、總額三千多元，令他深感挫折。何榮幸坦言，這正是「內容為王」的虛與實：即使內容再好，如果台灣人沒有支持媒體的捐款習慣，一切依然困難重重。

何榮幸體會到「不論是哪種志業，都沒有捷徑」，唯有靠一篇又一篇具影響力的報導，才能真正產生改變。「我們必須耐得住寂寞，投入夠多時間、挖掘夠多真相，用調查報導去取得捐款者的信任。」他相信，只有長期耕耘，才能慢慢累積社會的共鳴與信任，透過內容的感動力量，讓更多人願意捐款支持媒體。如今，《報導者》有超過七千位定期定額的捐款者，這些數字正是一路走來最不容易的成果。

《報導者》走過十年，現在已經有超過五十人的團隊，他們正是因為共同的新聞志業理想，才得以聚集在一起。何榮幸始終相信：「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遠。」唯有求同存異，世代合作、觀念激盪，才能在新聞這條路上走得更長遠。在這個媒體環境動盪的時代，「新聞志業」或許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他認為越是艱難的時代，越需要堅持信念；只要願意試試看，就有機會看見不一樣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