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圓形監獄：習近平時代下異議人士的困境

2025 年 07 月 23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林佳玟採訪報導

二月底，在全球數位人權大會（RightsCon）的《對抗中國數位跨國鎮壓：流亡者與異議者的全球噤聲危機》（Countering China’s use of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o silence refugees and dissidents globally）論壇上，專家學者們深入探討中國政府日益增強的「數位跨國鎮壓」行徑。

常駐日本的獨立記者尼辛．科卡（Nithin Coca）強調，本次討論旨在彌合兩個主要的資訊不對稱，分別是外界對中國政府及其國家機器在數位鎮壓方面的能力、規模和運作方式之了解，再者，則是藏人、維吾爾人、港人、人權捍衛者、中國女性主義者和記者等受影響的社群，分散在全球各地，缺乏有效的聯繫網絡來理解和應對共同的威脅。

流亡藏人的數位自保與抵抗行動

藏人行動協會（Tibet Action Institute）的技術總監洛桑嘉措．西色（Lobsang Gyatso Sither）指出，「習近平的政策主要包含三點，首先是同化藏人社群，第二是如何從全球意識中抹去西藏，第三則是限制關於西藏的敘事。」習近平執政下，過去傳統的做法是針對流亡藏人在中國境內的家人，數位化後使得這種威脅更加便捷和直接。

洛桑嘉措．西色表示，WeChat等社群媒體平台成為中國政府監控和威脅流亡藏人的有力工具。有案例顯示，流亡藏人直接接到來自中國境內家人的視訊電話，但電話那頭卻是警察與其家人一同出現，直接進行威脅。洛桑嘉措．西色引述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安全部門的數據，估計有80%至90%的海外藏人都面臨跨國鎮壓。

此外，洛桑嘉措．西色提到，2019年，一位藏人倡議人士在多倫多大學競選學生會代表時，其Instagram帳號遭受了大量來自境內的種族歧視和惡意評論，這顯示出中國政府有組織的利用社群媒體進行攻擊。洛桑嘉措．西色也觀察到，Facebook為藏人流亡社群中最常用的工具，也出現了大量的假帳號，試圖滲透並監控社群網絡。洛桑嘉措．西色表示，切斷與中國境內親友的聯繫，不再使用WeChat等中國社群媒體，對於許多藏人來說雖然很艱難，但是保護自己的必要措施。

洛桑嘉措．西色認為，「作為流亡社群，我認為我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放大西藏境內的反抗聲音。即使他們在中國社群媒體上不是直接的談論政治，而是從語言、文化或宗教出發。」他也指出，越來越多的藏人開始向西方政府和研究機構分享他們遭受數位跨國鎮壓的經歷，以提高外界對於流亡藏人的認識，並尋求保護、降低風險。

從恐嚇到孤立　數位鎮壓下的心理創傷

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社會參與團隊負責人劉羿雯（Ai-Men Lau）指出，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2023年發布的報告《噤聲與抗爭：中國對海外人權倡議者的跨國打壓》（Silenced Voices, Hidden Struggles: PRC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n Overseas Human Right Activists report）顯示，29位受訪者中有18位表示曾因其政治立場而遭受騷擾或恐嚇。最常見的騷擾和威脅包括跟蹤、威脅性訊息、電話或是在抗議現場的騷擾、網路釣魚（Phishing）郵件以及家庭成員和個人資料洩露與肉搜。

劉羿雯指出，數位鎮壓往往導致實體暴力的升級。她表示，2019年在香港海外聲援活動期間，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反制抗議活動主要在WeChat上組織動員，平台上流傳著抗議者的照片，甚至出現參與反制抗議的「紅包」獎勵。劉羿雯也提到，儘管這些反制抗議有時演變成暴力事件，但當局的回應卻往往非常消極。

在性別與數位跨國鎮壓方面，劉羿雯引用了「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的一份報告《無處可逃：以數位跨境鎮壓為目的的性別問題武器化》，指出女性受訪者經常遭受性別化的網路攻擊，例如性侮辱、騷擾、低俗評論、帶有詳細性幻想的訊息、強姦威脅以及針對其個人生活的攻擊。例如一位女記者曾收到一張她在巴黎「無國界記者」展覽上拍攝的胸部特寫照片，以及一位加拿大香港倡議人士因其「台灣裔背景」和「與白人伴侶的關係」而遭受惡意攻擊。

劉羿雯指出，數位跨國鎮壓的心理影響包括孤立感、無力感、妄想症以及高度的倦怠感，這些都嚴重影響了受害者的倡議工作。「我們需要推廣現有的心理健康資源，讓那些遭受數位跨國鎮壓的人們知道尋求幫助的管道。同時，我們也需要向政府提供更多關於跨國鎮壓影響的報告。」

科技公司應承擔責任　保護人權並強化用戶隱私

國際人權組織「Article 19」全球中國項目負責人卡斯特（Michael Caster）則探討了數位跨國鎮壓如何影響全球各地的抗議運動，以及科技平台所應承擔的責任。卡斯特指出，Article 19的研究顯示，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正在進行一場態度一致的跨國鎮壓行動，受害者包括藏人、香港人、台灣人以及歐洲、亞洲和北美等地的中國人權社群。

卡斯特列舉了多種數位跨國鎮壓的形式，包括網路審查、監控、網路攻擊、騷擾、網路霸凌、線上威脅和資訊操縱。他表示，2020年天安門事件週年前夕，美國的人道中國組織在Zoom平台上組織線上紀念活動，但活動結束後，該組織的付費帳號卻被Zoom封鎖。Zoom後來承認，此舉是應中國政府的要求，因為中國政府聲稱在中國境內這是非法的紀念活動。Caster認為，這展示了網路審查如何成為數位跨國鎮壓的工具，而西方科技公司又在此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卡斯特提到，網路釣魚和惡意軟體攻擊也是常見的手段。許多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社群的成員經常收到Google發出的警告，稱其Gmail帳號遭到疑似國家支持的攻擊。他引用了維吾爾族倡議人士羅珊．阿巴斯（Rushan Abbas）的說法，強調維吾爾族倡議人士和組織面臨持續不斷的威脅和騷擾，網站和通訊系統經常遭受駭客攻擊和網路釣魚。

卡斯特強調，根據聯合國大會的相關決議，國家對其機構，或對在其指示、控制之下行事的個人或實體的行為承擔國際責任，即使這些行為超出了其授權或指令範圍。若出現違反國際法的情況，該國有義務停止違法行為，並提供充分的保證與賠償。他同時提及了《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該原則明確指出企業有責任尊重人權、避免造成人權侵害，並在發生不利人權影響時，提供有效補救措施。

卡斯特呼籲科技公司應積極與人權組織合作，共同制定涵蓋人權與反跨國鎮壓議題的公司政策，提升運作透明度，並強化用戶的隱私保護與網路安全，特別是針對邊緣化社群的風險防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