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戰爭下　被新聞媒體抹去的加害者

2025 年 06 月 25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林佳玟採訪報導

2025年二月底舉行的全球數位人權大會（RightsCon）上，其中一場論壇「戰爭語彙：衝突報導中的語言與編輯責任」（Words at War: Linguistic and Editorial Responsibility in Conflict）聚焦探討新聞詞彙揀選在戰爭中的作用。與會者深入分析以哈戰爭的報導，強調傳統媒體與社群平台在用詞與編輯選擇上的偏差，如何邊緣化與噤聲巴勒斯坦的敘事。論壇呼籲尋求更公平、真實的報導衝突現場，避免語言成為政治壓制的工具。

本場講座邀請了三位講者，分別是來自Sada Social Center的巴勒斯坦記者兼數位媒體研究者Nidaa Bassoumi、The Polis Project創辦人兼Podcast節目《不是你，是媒體》（It’s Not You, It’s The Media）主持人、作家與社運人士Suchitra Vijayan，以及Access Now中東與北非政策與倡議總監Marwa Fatafta，並由Access Now的主編Méabh Maguire擔任主持人。

標題建構的真相：以哈戰爭中的新聞敘事偏誤

在論壇上，四周張貼了過去十五個月內媒體發布的以哈戰爭相關報導頭條，主持人邀請與會者指出最不適當的頭條。

這些頭條包括「加薩的六歲失蹤女童與搜救隊被發現死亡（Missing six-year-old and rescue team found dead in Gaza）」、「援助組織稱飢餓仍在加薩肆虐（Aid group says hunger still stalks Gaza）」、「巴勒斯坦人稱，加薩北部最後一位骨科醫生喪生（Last bone surgeon in northern Gaza killed, Palestinians say）」、「國際特赦組織指控以色列在加薩犯下『種族滅絕』罪（Amnesty International accuses Israel of quote genocide unquote in Gaza）」、「加薩的生命終結（Lives ended in Gaza）」、「科學證據清晰：加薩已有超過三萬人喪生（The science is clear. Over 30,000 people have died in Gaza）」等等。與會者紛紛表示，每一個標題皆有其不適當之處。

Bassoumi指出，「在社群媒體和主流媒體上，以色列的聲明往往被置於故事的中心，而當涉及戰爭和罪行時，真相卻被隱藏起來，我們不知道是誰犯下了罪行。」她強調，在報導巴勒斯坦受害者時，新聞常常刻意隱藏作為加害者的以色列政府和軍隊。

Fatafta也贊同這一觀點，指出這些頭條的共同點是加害者的缺席。巴勒斯坦人「死亡」、建築物「倒塌」、他們感到「飢餓」，彷彿都是自然發生，而非人為造成。她提到，西方媒體報導烏俄戰爭時，曾使用「烏克蘭人不像敘利亞人、不像阿拉伯人，他們像我們一樣，是金髮碧眼」的措辭，透過論述暗示歐洲人不應遭受戰爭，而這種預設正是這些頭條背後的邏輯。

武器化「被動語態」　為以色列卸責、粉飾暴行

敘利亞裔巴勒斯坦作家埃琳娜・杜杜姆（Elena Dudum）曾指出，在持續不斷的加薩新聞週期中，「巴勒斯坦人似乎死於一位隱形的劊子手之手，巴勒斯坦人並不是因為被殺害而死亡。」語法成為壓迫者的工具，被動語態則是他們依賴的武器，而從未有人提出究竟是「被誰所為」。

Bassoumi認為這種對被動語態的濫用，為以色列的戰爭罪和種族滅絕卸責。她舉例，新聞可能會以「以色列在解救人質的行動中造成15名兒童死亡」為標題，而這種表述方式正好巧妙地轉移責任並為以色列的行動辯護。

對於主流媒體大量使用被動語態，Vijayan認為這絕非偶然，而是資源充足的媒體組織有意為之，是將媒體變成以色列政府宣傳工具的表現。她提到，許多研究都證實西方媒體對以哈戰爭的報導存在偏見，並強調媒體經常直接採用以色列方面的聲明，缺乏必要的質疑和核實。此外，當以色列方面沒有提供說法時，媒體才會轉向使用被動語態，以維持其表面上的客觀性。Vijayan指出，媒體透過「省略」來誤導讀者，實為不實資訊。

種族滅絕成媒體禁用詞彙　巴勒斯坦人遭「去人性化」

Maguire提及，《攔截》（The Intercept）分析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在以哈戰爭前六週內發表的上千篇文章，研究結果發現，西方媒體在報導哈瑪斯對以色列的襲擊時，毫不吝惜地使用「屠殺」和「駭人聽聞的殺戮」等強烈字眼，並刊登了大量關於以色列人質的個人檔案，使他們成為有姓名、有故事、有親人的具體個體。

Fatafta進一步指出，即使是18歲以上的以色列士兵，也常被稱為「以色列青少年」，被塑造成需要同情的對象。與此同時，以色列國防軍（Israel Defense Forces, IDF）甚至在Telegram等平台上分享他們殺害巴勒斯坦兒童的照片，為公開暴力造冊。

Vijayan表示，這種現象並非新出現的問題，早在911事件後就已存在，但過去十八個月尤為明顯，因為人們能夠看到巴勒斯坦記者直播正在經歷災難的人民。她強調，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不斷的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去人性化」，而記者往往成為執行去人性化上最有效的武器。

此外，報導中還出現巴勒斯坦兒童「成人化」現象。Fatafta指出，以色列兒童被媒體稱為「兒童」，而巴勒斯坦兒童則被稱為「未成年人」或「18歲以下的年輕人」，以避免直接承認以色列殺害了一名幼童。例如，在報導六歲的欣德・拉賈卜（Hind Rajab）被殺害的事件時，一些媒體將她稱為「一名婦女」或「一名年輕女子」。

另有文件顯示，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曾明確指示記者不得使用「種族滅絕」、「種族清洗」、「被佔領土」等詞語或是「巴勒斯坦是被佔領的領土」這樣的公認事實。若必須提及，則需替換為「有爭議的領土」或加上「根據聯合國的說法」等限定語，以營造不確定性。這種處理方式使普通讀者難以把握真相，並可能產生「這個衝突太複雜了，我無法置評」的感覺。

《德國之聲》甚至因記者在個人社群媒體上使用「種族清洗」或「殖民屯墾」等詞語而被解僱，進一步限制了真實報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