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寫作旅程指南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讀書共和國集團為鼓勵創作者與研究者以紀實文學的方式書寫本土議題,推出「紀實文學出版孵育計畫」,並於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系列講座「臺灣人寫臺灣事」,邀請到《報導者》營運長李雪莉主講「不只是報導:採訪的推進、界限與倫理掙扎」。她凝縮自身的新聞實作經驗,提供從方法論到採訪倫理的許多實務建議與心法,並分享許多報導的幕後花絮。
研究與初訪
李雪莉表示,非虛構寫作的旅程由三大要素構成:有思考的研究、有佈局的採訪、以及有邏輯和情感的寫作。研究和選題與切入的視角有關,這意味著記者必須了解自己應該把目光放在哪個群體身上,並且避免「無差別」的觀點與刻板印象的巢臼。換言之,掌握市面上已經有多少人在該領域寫過相同的報導,才能提供獨特的視角。記者需要不時自問:為什麼現在要寫這個議題?寫給誰看?
她強調,寫作時,務須情感與邏輯並重,因為現代閱聽人的注意力非常短暫,如果欠缺情感和故事的驅動,就算下筆再有邏輯,也難以確保讀者願意看完文章,遑論吸收。「我們不管在寫什麼樣的議題,都在關心Human Condition(人的境況),這是最核心的。如果你沒有拉回這個核心,不斷地論理、講議題、講邏輯,讀者是留不住的。」
李雪莉表示,採訪的過程是採訪者與受訪者彼此的打量和流動:「受訪者不是被動地接受採訪,他也在衡量你可以給他什麼。」(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李雪莉表示,當自己剛進入新聞業時,研究、採訪與寫作的比重大約是1:5:4。後來對寫作已較為熟悉,能夠流利地敘事,比重接近3:5:2。但她指出,記者需要了解自身的長處與短處,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比例。例如許多記者有著不錯的文筆,但如果採訪不足,或是缺乏足夠的證據,使得內容有所局限,無法論證自己的觀點。反之,如果採訪前的功課做的不夠,或是手上證據不足,就可能在採訪時被唬弄。
觸及受訪者
李雪莉強調,記者不能是一張白紙,對於採訪對象所處領域的知識體系必須在事前就有一定認識,不論是語言、行話或法條;在步調節奏極快的當代,若是記者沒有做足功課,很可能被受訪者認為是在浪費時間。「不要像個門外漢,要讓人願意跟你談話。」記者要有本領在幾分鐘內讓對方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寫這篇報導,並且讓對方願意繼續談下去。
為了接觸受訪者,能不能不要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記者?李雪莉表示,有些特殊時刻的確會這麼做。在《血淚漁場》的報導中,採訪團隊為突破難以打入的利害團體,曾以做研究的名義作為採訪的敲門磚。但她強調,在訪談的最後還是必須揭露自己是記者,切勿以說謊欺騙的方式取得報導內容。
在凜冽寒風中,熱情的聽眾依然使會場座無虛席。(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她說,記者應該要有「被拒訪是正常」的心態,當初為了採訪海上觀察員,她和同事鄭涵文每天「照三餐打電話」,儘管一再被拒絕還是鍥而不捨。在當代尋找關係人,可善用社群媒體,透過不同消息來源的交叉比對,記者更能拿捏下筆的重量。
記者與受訪者之間
李雪莉認為,好記者跟「紀錄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好記者能把零散的資訊變成有意義的故事,也就是將資料轉譯為資訊,乃至知識、洞見的能力。記者必須親臨現場採訪,才有機會取得有品質的資料和訪談內容。透過觀察和訪問,記者得以和受訪者一起尋找觀看世界的方式。「訪談真的不是錄音筆。」她說:「我發現自己比較成功的採訪,都是因為當事人透過我的視角看到了他自己。」
她說,深度報導處理的對象經常是和我們的生命處境十分不同的人,不論是《血淚漁場》的漁工,還是《廢墟少年》中的未成年人,他們的資料都不是對外敞開的,也不擅長論述自己的故事,因此記者必須非常有耐心,不能抱著「拿了就走」的採訪心態。在採訪青少年的時候,往往需要花許多時間在「陪伴」上,也許是一起打球,也許一起生活,陪他們工作,讓對方習慣她的存在,才可能慢慢敞開心扉。
李雪莉表示,採訪前記者固然會帶有問題意識與假設,但也必須保持彈性,因為隨時可能遇見新的資訊與觀點。(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李雪莉指出,進行調查報導時,即便在該領域剛好有熟人,也最好不要抱著仰賴對方的心態進行採訪;因為對方有可能負有職業上的保密義務而感到為難。即便對方願意受訪,記者也會面臨兩個問題:一是自己不一定能公正地書寫對方;二者,對方或許會抱有過多的期待。她提醒道,書寫自己周邊的人的故事,往往「進入容易,但不見得帶得出來」。
親臨現場
對於深入報導來說,前往現場至關緊要。除了「事件發生」的現場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現場:書寫的主體活動的地方。例如在進行《血淚漁場》的報導時,為了瞭解漁工Supriyanto之死究竟是一個個案,還是普遍的現象,《報導者》團隊遠赴印尼的直葛(Tegal)追溯其生命史;又或是《異域生養—上萬名移工父母與他們孩子的崎嶇路》,去到中央山脈與失聯移工相處一段時光。李雪莉指出,「Follow Them Home」是《報導者》團隊推進採訪時常用的方法。「這是為了盡可能重構和理解主體的現場和人生,有助於立體厚描主角,為敘事撐開豐富的元素。」
當時《報導者》的攝影記者林佑恩甚至租了車,從雅加達開到直葛—這是Supriyanto在家鄉擔任剪票員的公車每天行經的路線—試圖想像Supriyanto的人生。「這很重要,你要知道他經歷了什麼風景,你不一定會寫出來,可是你會知道他的人生,以及他為什麼做出這個選擇,到台灣的遠洋漁船上來。」
許多聽眾專注地寫下筆記。(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李雪莉表示,記者採訪時,最好不要對自己的記憶力過度自信,在允許拍攝的範圍內,能夠拍就盡量拍;只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許多訊息就能透過細節的呈現不言而喻。她提到,Supriyanto留下了一箱遺物,當家屬在時任《報導者》的記者蔣宜婷的詢問下打開後,映入眼簾的是Supriyanto前妻的照片,一本可蘭經和家鄉的地址。藉由這一切,記者展現了漁工在海上的無助,甚至是對自身命運的預知。
採訪空間
李雪莉指出,在Covid-19的疫情之後,許多人已經習慣線上採訪,但親臨現場能捕捉到許多線上採訪會錯失的細節,例如:受訪者的書櫃、周遭的氣味等。另外,當記者排除萬難前往現場,對讀者而言,也為報導增添了信任感。她說,自己曾經進到一位藥癮者的家採訪,驚訝地發現裡面凌亂到沒有「立足之地」,但他房間的書架上,卻有一整櫃有關藥物與成癮的書籍整齊豎立著,藥癮者處在一個極度反差的狀態。「你一定要進到這個空間,才知道你在寫的是什麼樣的故事,不會把人描寫得過於扁平或刻板。」
李雪莉提到,許多人採訪時喜歡約在咖啡廳,但咖啡廳往往十分嘈雜,而且可能會有拍攝上的限制。理想上,最好能夠進入到受訪者生活的空間,才有機會看到最真實的一面。「越私密,就越接近本質。」
一份信實的報導
李雪莉分享了這些年《報導者》建立的〈編輯部編採守則〉。她指出,進行報導寫作,避免形容詞和情緒字眼的使用是很重要的,記者應該盡量用具體事實和資料說話,掌握確切數據以及第一手資料文件來支持自己的論點,避免夾敘夾議、「評論化」的書寫。
另外,當受訪者有「去識別化」的要求時,需詢問對方原因。一篇全無受訪者姓名的文章,將使可信度大打折扣。除非對方是需要被保護的消息來源,否則需要有足夠的正當理由,並且讓核稿人知道當事人身分,以及不具名的原因。若確定要去識別化,則務須小心注意,別讓周邊資訊等細節洩漏受訪者的身分。
她也強調,除非通篇文章都是第一人稱的自述、或是Q A稿,否則記者應該拒絕受訪者「看稿」的要求。例外的狀況是,涉及科學、高度專業的稿件可以經由核稿人與編輯檯討論同意之後,讓受訪者或專家來確認其引述內容的準確性。
李雪莉的演講,展現出資深新聞人對於現場的堅持、人類處境的關懷、以及對真相的孜孜追求,並在當代龐雜的社會中提供了一份使非虛構寫作者不致迷途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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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