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即時新聞的百米短跑到深度報導的崎嶇山路

2024 年 03 月 5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非營利媒體《報導者》向來以充滿人性溫度的深度報導聞名，但你知道《報導者》也開始擴張版圖，即時回應當下的重大新聞事件嗎？在媒體識讀教育基金會舉辦的講座「我是記者：調查報導修練術」當中，《報導者》主編，同時也是採訪主任的張子午分享新聞寫作的策略與技巧，以及自己長年不懈關注冷門議題的精神源流。

新的時代新的挑戰

《報導者》最初的自我定位，是一個不追求即時新聞，以深度報導為訴求的網路非營利媒體，其流量有相當程度來自臉書的導流。但是，隨著臉書演算法不斷演變，《報導者》發現，若不對突發性的重大新聞做出即時回應，許多內容很難被讀者看見。

在這樣的背景下，突發事件的報導越來越重要。張子午說，現在的工作非常困難，一方面，原先探索非主流的深度報導不能放下；一方面又必須猶如衝刺般，靠著腎上腺素的爆發來回應當下的重大事件，對記者來說，委實有著相當大的壓力。

他指出，現在已經沒辦法「做一個單純的記者」，而是要全面地回應每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因為「競爭」早已不是媒體與媒體之間的事，「我們和所有的內容在競爭」。

張子午坦承，對於媒體環境的改變，身為實務工作者的他也感到很無力。（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結合策略與爆發力的即時新聞

〈台灣首度國民法官判決全紀錄〉就是一個「百米衝刺型」報導的典型案例。今年七月，台灣的第一個國民法官案件作出判決，期間，張子午與同事每天參與旁聽，努力記下龐雜的審理內容，並在判決當天做出報導。

這是一則發生在新北市的家暴殺夫案件，一名老婦在不堪三、四十年的家暴後，趁先生熟睡時將其殺害。張子午表示，雖然法庭是公開的，但是在國民法官制度之前，台灣的司法制度是一個由專業壟斷的體系，並沒有與民眾溝通的意向。而國民法官制度讓審理過程在三天內密集地在法庭上展演出來，可說為台灣的司法帶來相當大的變革。

由於在法庭中禁止錄音錄影，也不能攜入電腦，張子午和同事們幾乎是以「手工業」的方式做筆記。每天審理結束後，同事會把整理好、多達上萬字的筆記上傳到雲端，而張子午必須在宣判前，濃縮龐大的內容，將文章架構好七、八成，才能在判決當天讓報導兼具速度與深度。

「重點是它不能是流水帳，所以需要有一個策略。」為了突顯個案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張子午請同事採訪了1993年鄧如雯殺夫案的辯護律師王如玄，拉出家暴案件的歷史視野。另一方面，他也透過敘事技巧呈現當事者的聲音，讓未能前往法庭聆審的讀者能有身歷其境的沉浸感。

報導為了彰顯重點，總是需要熔裁取捨，因此會有許多無法納入正文的資料，例如審理中的證言，但他將這些證言鉅細靡遺地收錄在文章的註釋功能中，除了富有臨場感之外，也獲得非常多司法界人士的熱烈回響。這也呼應了張子午的期待：「追求即時的同時，希望讓這個即時可以留得更久，不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減損它的參考價值。」

圖左為張子午旁聽審判時作的筆記。他笑稱有時連自己也很難看懂。圖右為他歷年來的報導焦點。（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從一份判決書開始

相對於需要爆發力的即時報導，深度報導便是考驗耐力的崎嶇山路。張子午主要關注的議題包括精神疾病、刑事案件、山林盜伐等。其中，以洪當興案為主題的〈家暴案的罪與罰〉曾獲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專題特寫首獎，是張子午印象深刻的報導。

在此案中，被告洪當興在台南地方法院辦完離婚調解程序後，開車衝撞前妻與其律師，令其雙雙身亡於法院門口。洪當興在一審和二審都被判死刑，其後，由於最高法院認為相關調查與論述尚有未盡確實之處，將本案發回更一審。

張子午發現，判決書將洪當興在婚姻中的遭遇，以及他的兩個孩子在事件之後的心理歷程紀錄得十分詳盡，這在台灣的司法體系非常罕見。他說，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做法，跟台灣司法的變革有關。2009年，我國通過了人權兩公約的內國法化，而此案是第一個由法官正式引用《兒童權利公約》的案例。

法官在判決書中表示，若將被告生命剝奪，將使其子面對重大的心理創傷，並留下終身的難解之結。張子午說，在台灣，死刑的存廢議題總是會走進死胡同，難以調和各據光譜一端的雙方，但這個案件讓他看到了一個契機：可以先擱置死刑的存廢，去探究「這個人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見樹，也見林

張子午設法找到洪當興案的雙方律師、調查團隊、心理師、社工師等人員，透過他們的視角重新建構整個案件。更關鍵的是，在律師的協助下，得以和洪當興在台南看守所進行面對面的訪談。

「說到底他並不是一個壞人。」在訪談中，他逐步建立洪當興的立體面貌，洪當興在前兩次審判中都被判死刑，是因為自認「爛命一條」，呈現出放棄的心理狀態。張子午挖掘了洪當興身為台灣傳統男性，對於情緒難以啟齒的問題。「他們很難去面對、處理自己的情緒。」他說：「這個東西積壓到最後，常常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爆發。它其實並不是所謂的精神疾病，就是一個很日常，很小很小、一點一點累積的東西。」

以2016年的小燈泡事件為契機，張子午開始關注精神疾病與重大刑案的議題。（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透過報導，張子午試圖傳達不同個體的聲音，不只被告，也包括律師、法官、精神鑑定團隊，甚至是被害者。除了個案的層次，他也嘗試寫出司法體質的轉變。他說，報導寫到這個層次，通常會被認為太繁瑣、枝節，但在他看來卻是必要的，因為如果不知道些背景，也就不會了解法官吳燦所強調，犯罪行為人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人」，而非「孤立的犯罪人」之深刻含意。

張子午表示，在兩公約內國法化的背景下，以吳敏誠案為契機，2013年法官吳燦開啟了更細緻化的量刑方向。同年的林國政姦殺女童案，判決書便提到，被告孤立於群體之外，猶如「社會之棄嬰，國家之孤兒」，因此社會國家都必須共同分擔責任。然而，這樣的方向，到了2014年，卻由於震驚全國的鄭捷案而遭到反挫。2016年，李宏基殺妻案的法官便在判決書中寫道，華人社會視聽包青天故事，一聲「開鍘」大快人心，可見東西文明價值判斷迥異。由此可以看出司法的不穩定要素：出身背景或價值觀的差異，可能導致法官對個案產生殊異的見解。

社會關懷的精神源流

張子午表示，自己在面對諸多重大刑案時，之所以不會驟然做出價值判斷，可能是來自創刊於80年代的《人間》雜誌影響。他說，十幾年前自己在舊書店邂逅了《人間》，其對於社會邊緣群體的凝視目光，以及震撼人心的敘事力量，讓他深受啟發。

《人間》雜誌對湯英伸事件所做的報導尤其令他印象深刻。湯英伸是一位鄒族青年，在離家到台北工作後，出人意料地殺害了雇主一家三口。當時主流媒體一片撻伐，《人間》卻呼籲應注意犯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彰顯湯英伸也是剝削制度受害者的面向，甚至集結各界爭取特赦。

「以前台灣居然有這樣子的東西！」張子午表示，《人間》雜誌不滿足僅止於客觀事實陳述的報導，例如《人間》的記者官鴻志，除了前往阿里山訪談湯英伸的親友，呈現出部落的樣貌之外，後來還延伸出許多有關原住民權利的議題，深入的層次令他大開眼界。

在湯英伸遭槍決後，《人間》的創辦人陳映真呼籲整體社會思考法跟生命的關係，以及一個人犯下過錯背後的複雜的社會因素。《人間》有別於一般媒體的開闊視角，以及深刻的人道關懷，在張子午心中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

然而，在親身投入報導工作後，張子午不無感嘆地說：「這麼多年過去，我們的社會好像對這些事情（探討法律與生命）的空間，反而是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