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洧農|特約記者報導

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於9月19日至21日,於台北科技大學億光大樓舉辦媒體權益台北培訓營(Media Rights Taipei Bootcamp)。本次活動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承辦,主講人為Jane Worthington女士。本次培訓重點聚焦在培養媒體工作者維護新聞自由與勞動權的敏銳度,進一步成為媒體維權種子人才。課程內容包括:有效率的成人學習、培訓人員的養成、媒體權益的目的與途徑等。

Jane Worthington 講解腦力激盪的操作以及效果。圖:陳洧農攝

Jane Worthington 來自澳洲雪梨,從事新聞工作已經28年,現任國際記者聯盟亞太辦公室主任。除了是一位資深的媒體工作者外,Jane對於媒體監督的實踐與教學也都具有豐富的經驗。Jane在2013年進入國際記者聯盟亞太地區辦公室後,不遺餘力推動記者安全與性別議題的倡議,是國際記者聯盟性別主流化議程的樞紐人物。

關於國際記者聯盟(IFJ)

國際記者聯盟成立於1926年的巴黎,是世界最大的國際性記者組織,目前總部位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全球有超過60萬名會員,遍布於140多個國家,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為其在台灣唯一有效的團體會員。國際記者聯盟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具夥伴關係,其宗旨在於保護與強化記者的人權與自由,並致力於維護新聞專業自主及媒體勞動權,例如:

一、組織集體運動以支持記者工會爭取合理的收入與工時等工作條件。

二、透過健全、具自主性的記者工會於國際間宣導媒體自由、落實社會正義。

三、在其組織面與政策面落實性別平等。

四、反對所有類型的歧視,譴責淪為政治傳聲筒的媒體。

國際記者聯盟與台灣

此次培訓營是國際記者聯盟在台灣舉辦的第一次,課程內容不單單只偏重媒體監督,同時也非常重視培訓者的養成,由此可看出國際記者聯盟對台灣新聞界在亞太地區的定位已經不同於以往。Jane也表示,國際記者聯盟擬在未來於台灣設立媒體監督人員。

國際記者聯盟對台灣的新聞自由以及記者權益一直保持高度關注。今年5月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我國記者依規定向聯合國提出採訪申請,但卻由於中國施壓,接獲未過通知。

因此,國際記者聯盟在今年六月於突尼西亞舉辦的世界代表大會中,公布緊急決議,其中的第12號決議,正是要求聯合國終止針對台灣記者的歧視性排除政策。決議文提到,這次世衛大會的議場在沒有台灣代表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此舉代表剝奪在台灣擁有2380萬人的發聲權,也包含了因為持有台灣護照,且替正式在台註冊「合法真實」(bona fide)媒體機構工作,而被拒於新聞發佈會外的記者。

此外,國際記者聯盟也曾為台灣的新聞專業自主發聲。去年8月,國際新聞記者聯盟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出聯合聲明,指稱北市府一年內介入3起媒體報導,呼籲北市府停止對媒體恫嚇和騷擾。國際記者聯盟表示,「台北市政府對新聞記者恫嚇和騷擾的模式,會讓外界質疑台灣新聞自由及對要求權力負責的能力。」

課程特色

不同於其他組織的人員培訓,國際記者聯盟雖然也注重團隊建立,但更強調對於多元觀點的包容性,以及邏輯思考的訓練。講師經常使用提問的方式帶出學員自身經驗、幫助學員耙梳內在理路。

Jane表示,離開學校之後,作為一個成人,影響其學習品質最根本的先決條件就在於需求與意願,也就是:我為什麼要學這個?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它能如何帶來改變?缺少了需求與意願,外在的條件(教材、講師、學習環境等)就算再優良,所能發揮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而要做到激發學員的學習意願,就不能不提「期待管理」(expectation management)。有些人很清楚自己想從訓練課程中獲得什麼,有些人卻不然。以本次的培訓重點「媒體監督」為例,在台灣這並不是一個廣為人知的概念,但講師用提問、討論的方式讓學員們說出自己對課程的期待後,就能讓他們了解這堂課可能如何在職場上幫助他們和他人。再者,知道自己將獲得什麼類型的知識或技能,也有助於學員調整學習心態。

進行「期待管理」過程中留下的大字報。圖:陳洧農攝

培訓營第二、三天的重點聚焦在媒體監督的目的以及實踐方法。講師與學員們探討各種可能侵害記者權益的行徑,監督的途徑以及可能面臨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在記者權益可能遭受侵害的情況中,「因主管或公司的政治偏好而導致新聞自主受損」此一項目反覆地被學員們提及,足見我國新聞工作者之獨立性仍有改善空間。

IFJ如何看台灣媒體

以目前國際政治情勢而言,台灣的新聞生態有何重要性?

Jane表示,現今由於香港的民主岌岌可危,連帶地香港的新聞自由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此情勢下,鄰近香港且同樣使用中文的台灣媒體就顯得格外重要。在新聞自由以及民主守望等面向,台灣媒體將在亞太地區扮演關鍵的角色。

而對於越來越多新聞媒體開始採用付費制度的現象,Jane認為,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由於科技變遷,使得過往媒體的商業模式崩壞,85%的廣告收益被Google這類的網路平台吞噬。但新聞的產製需要成本,好的新聞更是如此,因此這樣的現象可說是必然的。

Jane提到:「那些網路平台宣稱自己不是媒體,但他們確實是,而且相較於真正的新聞媒體,他們幾乎沒有付出成本。我們也許可以透過法規進行相關的定義與規範,當然這還需要政府與業者之間更多的對話。」

那麼,以一位資深新聞記者的眼光來看,台灣的媒體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甚麼呢?

Jane說:「有個很大的挑戰,就是工作條件以及低薪問題。儘管在台灣記者享有自由與民主,但經濟問題對媒體的衝擊的是全球性的,我們聽到也看到許多台灣記者有過長的工時,過低的薪資,對於記者們付出的工作和時間,沒有相對應的報酬。

現在記者都被期待要具有更多技能,要能寫、能拍、會錄影,這是壓力極大的環境。當記者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卻沒有獲得適當的回報,很容易出現身心衰竭的情況,而這對整個業界、對媒體自由都會有負面的影響。」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顧問,同時也是國際記者聯盟執行委員的余佳璋在培訓營閉幕時表示:「這幾年來,由於兩岸三地的情勢越來越險峻,所以IFJ對台灣有很高的期待。對在座的各位來說,本次的活動很有意義,因為IFJ很希望邀請台灣的年輕朋友們一起針對媒體的權益、工作環境,以及如何建立、整合台灣媒體未來工作的自主權進行探討。工會還有媒體的權益要健全,其實有很多觀念需要外面的專家給我們建議。」

台灣記者協會顧問余佳璋閉幕致詞。圖:陳洧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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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