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黃婕恩
台大法律系系學會12月5號邀請到曾跟過徐自強案16年，及多起冤錯案件的資深司法線記者吳東牧，還有曾參與辯護洪仲丘案跟關廠工人案的人權律師李宣毅，分別從新聞跟司法的角度來探討媒體對司法生態的觀察及影響。
李宣毅（右）與吳東牧（左）（攝影／黃婕恩）
從1990年代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三人被以「結夥強盜、強姦、殺人」等罪名宣判死刑的重大刑事案件談起，吳東牧說，訪問蘇案三名被告的那天仍然記憶猶新。「我從1996年開始當記者，一開始跑經濟跟黨政新聞，那時候蘇建和案的司法救援行動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我後來就去採訪了林山田教授還有蘇建和三人，當時他們死刑才剛定讞，司法救援也正要開始。」
在立委的引薦下林東牧記者跟蘇案三名被告分別進行了10分鐘的談話，吳東牧說「我認為這三個人肯定受到冤屈，我不相信他們會當著我的面說謊，而且那天的會面不是很官方的採訪，單純就是跟三個囚犯的普通會談而已。」與記者會面，蘇建和娓娓道出被警察刑求的過程，希望能讓外界聽到他們的聲音，對於在電視機前收看新聞報導的觀眾，這些司法案件也許只是警世的故事，但對被告來說，尤其是那些被誣告的受害者，司法系統與媒體之間的連結更是至關重要，身為第四權的媒體更應該在這時候發揮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社會功能，記者對於被誣告的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三人等同於他們向外界發聲的傳聲筒。
「我對司法的印象被推翻了，他們的經歷驗證了大學時代法律課教授說的，很多判決大有問題，司法制度是有問題的。」在與蘇案的三個被告見面後，吳東牧開始思考過去對司法的認知；正義，在一般大眾無法觸及的司法系統的官僚結構下被無聲的隱去。
不久之後，吳東牧轉到公共電視任職，製作了蘇建和案的專題報導《消磁的正義》，曝光了蘇建和案一審檢察官「崔紀鎮」跟三名被告的偵訊錄音帶內容，揭露了司法體系中某些偽裝成正義的不堪醜態，例如檢察官跟警察逼迫被告照劇本配合演出的假偵訊紀錄。
而媒體手中又怎麼會有這些高階機密資料呢？吳東牧也在這次的講座中為大家解答，「以前跑警政新聞的時候上午11點就到警局了，跟副分局長吃吃飯，然後翻刑案紀錄簿，看有什麼刑案進來，看完之後就開始跟小隊長探聽消息。」培養消息來源也是記者的工作之一，除了警察局，法院也是司法記者要經營的單位，「熟的法警都會跟我們分享消息，我每天也都會到主任檢察官跟各組檢察官的辦公室走走，到後來就跟兄弟一樣啊，所以我們都會很快知道消息，大體上檢察官洩漏機密的頻率沒有警察那麼高，但一旦洩漏出什麼，那些資訊的強度都很大。」吳東牧記者大方分享媒體跟司法人員之間不能說的秘密。
這樣聽起來記者似乎是光明正大到處串門子的八卦王，但事實上，也常會有反對媒體踏入檢察官辦公室的聲音，「法院常覺得媒體吵吵鬧鬧會影響秩序，但是媒體也會跟法院抗議，如果記者沒辦法在法院蒐集資料，難道要媒體隨便亂寫嗎？」吳東牧認為媒體跟司法人員交好，造成辦案資料外洩是必要之惡，少了媒體進辦公室跟吹哨者打交道、追根究底的挖掘案件，外界只會聽到來自法院或地檢署的制式官方發言，「如果不給記者空間是會有問題的，媒體權力被弱化有礙民主的實踐。」
而對媒體與司法體系之間的資訊交換，李宣毅也分享了自身看法，「我也覺得不應該禁絕媒體跟司法機構的溝通，而是要訂出一套倫理規則，對違規者給予懲戒。比如說美國記者可以進入白宮，但是一旦違反規則，白宮就能夠拿走記者的白宮記者證，我認為像是這樣的規則要在台灣具體化出來。」
除了司法案件資料蒐集上有爭議，案件審理過程中的紀錄方式，例如能否使用筆記型電腦進行聽打？或是透過直播讓審判公開？也是備受討論的議題，李宣毅認為，科技雖然進步了但是法庭還是沒跟上腳步，很多法院以隱私權根被遺忘權為由，不准直播跟錄音。但是，「當事人應該被保護的利益跟正義的伸張，究竟孰輕孰重？」這是李宣毅一直關注的問題。
「除了某些類型的案子例如性侵害，我是贊成法庭直播的，可以透過法庭直播去落實『公開審理』。」關於直播審判過程，李宣毅認為這能讓法官、檢察官跟當事人的表現直接被大眾審視，發揮「公道自在人心」的效果。雖然有些當事人也許不想被關注，認為直播會影響無罪推定原則，但直播也會產生正面效應；像是讓觀眾看到法官有時候下了無罪判決或者偏離社會意見的判決，有可能是因為檢察官舉證不足，才被迫做這樣的決定。
「事實上，大部分的人沒有足夠能量去注意檢察官，因為大眾必須把判決書看完，跟當事人一樣把證據列出來才能有這樣的效果，當然社會會期待記者負起這樣的責任，只是現在沒有這個環境讓媒體界去分析完整的訊息，但如果讓交互詰問、或言詞辯論用直播的方式呈現，大家就可以看到整個審理過程，然後去思考法官為什麼會這樣判決。」李宣毅如此說道，而落實「審判直播」不僅是司法搭上媒介科技的熱潮而已，更是能夠為伸張司法正義帶來各種可能。
司法新聞品質堪慮 媒體是社會公器 還是大娛樂家？
媒體一般來說都對被害者有既定印象，覺得被害者要大哭、崩潰、癱軟在地上在鏡頭前描述自己的痛苦，編輯台也很期待這樣的畫面，還把這些辛辣的東西當成廣告放送。
2016年，內湖一名女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當街斷頭的兇殺案震驚全台，死者小燈泡的媽媽用冷靜沉著的態度面對媒體卻引起外界議論，李宣毅如此分析道，「小燈泡的爸媽是非典型的被害者，他們是理工出身的留美碩士，也許就是因為這樣他們的思考模式跟其他人不同，沒有用傳統的方式表現他們的難過跟痛苦，無法達到新聞媒體所期待的戲劇性。」
小燈泡媽媽只是釐清清司法系統的運作，想要搞懂國家在悲劇發生後會如何應對，卻因此被社會非議，遭到網路鄉民咒罵，被害人家屬在喪親之痛以外還受到二次傷害，李宣毅認為媒體跟司法系統要對此負責，因為訊息在轉述的時候偏失了，「在重大案件上，司法跟媒體工作者在陳述案件的時候應該避免讓外界誤解，法院的發言人對某個案件不熟，可能會導致錯誤訊息的傳遞，而媒體跟法院之間的誤會就會擴大在社會案件當中，然後傷害到被害人。」
講座的最後，吳東牧也針對媒體環境現況做了回應，認為媒體業大環境走下坡也是新聞變調的其中一個因素，「現在的媒體業就是講求搶快，理解錯誤也要寫，還要做很多花邊的東西，而不就事件的法律價值去討論。」廣告利潤減少，但資訊需求量增大，分潤機制的改變使得媒體機構壓榨人力節省成本，「需要更多的人力去了解案件，但先決條件是媒體人的勞動條件要夠好。」人力少事情多，這樣的工作環境讓媒體工作者除了沒有時間進行事實查核之外，還要利用聳動內容賺取點閱率，形成新聞「小報化」、「娛樂化」的媒體亂象，過度的商業競爭讓新聞失去功能，原本應該在司法新聞報導上更小心翼翼的記者卻仍奉行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至上的原則，吳東牧說，媒體業未來應該朝向投入更多心力在深入又精彩的專題報導發展，拋棄對即時新聞的盲目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