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沈朋達
2017年《報導者》推出「廢墟少年」系列報導，試圖呈現被遺忘在台灣社會邊陲的「高風險家庭」和「高風險少年」樣貌；今年，衛城出版社出版了《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書中內容聚焦在「為什麼台灣社會有這麼多高風險家庭」的問題上。9月18日，《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報導者》記者簡永達和「為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基金會創辦人劉安婷，在台北市慕哲咖啡館，透過書中的內容，與參加者一同討論「高風險少年」的議題。
「為什麼是高風險『少年』？這是我們在寫作過程中不斷被問到的問題」，李雪莉說。同樣身為未成年人，高風險家庭中的兒童處境較容易被注意；而正值青春期的少年，通常沈默寡言，不善於向外人傾訴，加上外型已近似成年人，時常被人所忽略。李雪莉表示，這就是《報導者》希望聚焦於「高風險少年」的原因。當然，李雪莉也補充到，這群高風險少年中有男有女，「少年」一詞只是作為這個年齡層的代稱，並非僅將採訪對象侷限於少年。
《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 （沈朋達／攝）
陪伴 聽他們說出自己的故事
在本該安心成長、求學戀愛的年紀時，「高風險少年」因為家庭變故，必須提前告別童年。過往被拋棄的經驗，使他們的心思更加敏感，出於自我保護的心態，這群少年並不樂於與人溝通，加上偶而脫序的行為，造就了社會大眾對「高風險少年」孤僻、叛逆的刻板印象。
17歲的土豆，就是典型的個案。來自雲林鄉間的土豆，在母親離家，父親過世後，便迫於經濟壓力輟學，靠著噴灑農藥、打零工維生。李雪莉表示，在採訪這樣的「高風險少年」時，會遇到兩個困難：首先是語言，少年和記者各自擅長的語言分別是台語和國語，加上少年的詞彙量有限，時常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其次，則是信任問題；「而這些困難，就必須靠時間去克服。」李雪莉說。
「人在哪，就在哪採訪。」為了理解少年們的意義世界，記者們參與了土豆的生活，和他們一起工作、跑廟會、夾娃娃、唱KTV，經過長時間的相處，逐漸建立起信任關係，雙方也不再僅僅是採訪與被採訪的關係。
有一天，土豆從房間裡拿出了一大疊的機車違規罰單，對著李雪莉問道：「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處理耶，難道要我拿著爸爸的遺像去上課嗎？」父親生病後，土豆就開始以機車代步，也累積了不少罰單。根據法律規定，未成年的土豆必須由監護人陪同，一起到監理站上課，但在父親過世，母親離家後，監理站的要求顯得不切實際。在這樣的情境下，土豆在與記者相識八個多月後，才首度談到越南籍的母親，以及她離家的始末。
在經歷過人生創傷後，「高風險少年」多半較難信任人，李雪莉認為，唯有花長時間與他們相處，建立信任關係，才可能逐漸拼湊出一個個完整的故事。
失落的藍領階級與貧窮世襲
在採訪過程中，李雪莉發現這些「高風險少年」的原生家庭，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失業」、「藍領」和「單親」是他們父親共有的特點。藍領階級在經濟上的失意，間接導致了婚姻與家庭的解離，進而產生了大量的「高風險家庭」。
宏觀地來看，李雪莉認為台灣藍領階級的失落，反映出近年來大量產業外移、技職體系崩潰、學徒制瓦解、婚配市場變遷等多重因素。換而言之，是全球化與台灣政府政策共同交織下，共同造就了藍領階級邊緣化的處境，進而衍生了嚴重的「高風險家庭」問題。
此外，「高風險家庭」也存在著貧窮世襲的現象。以土豆為例，在沒有配戴防護裝備的情況下，長時間在農田裡噴灑農藥，其工作風險不言可喻；但土豆形容自己是「有做就有得吃，沒做就沒得吃」即使自知此份工作危害健康，仍天天下田工作。過早進入職場的「高風險少年」，往往只能從事低技術、低薪資且高風險的勞力密集工作，最終也與他們的父輩一樣，難以逃脫貧窮的命運。
也許有人好奇，台灣有完備的義務教育體系，為何這些少年不繼續接受教育，獲取文憑和技術後再投入職場？簡永達以一位詐騙集團少年的故事，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位少年在父母生意失敗後，便開始半工半讀，貼補家用，父母也身兼數職，一家人省吃儉用，為的就是儘早還清債務；然而，一天少年收到了存證信函，才知道家中債務一分未少，一家人微薄的薪資僅夠支付每個月的基本開銷。於是在留下一封給母親的信後，少年便買了一張單程機票，飛往他從未聽聞過的多明尼加，加入詐騙電話集團，希望靠一己之力還清家中債務。簡永達問聽眾，如果你是這位少年，你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嗎？李雪莉補充道：「有人說『貧窮可以磨練心志』，可是我認為這些少年不僅是『貧窮』，而是『貧困』。」貧困的家庭，無法提供安穩的生活環境；半工半讀的生活，使他們的作息與價值觀難以融入校園，逐漸成為在社會邊陲掙扎的「高風險少年」。
《報導者》記者簡永達 （沈朋達／攝）
失靈的安置體系 與性侵頻發的機構
台灣目前的社政體系，對於「高風險少年」的照顧方式有「寄養家庭」和「安置機構」兩種。由於「寄養家庭」蘊含較高的社會支持力度，理論上是主要的照顧主體；但由於台灣寄養家庭的數量連年下降，使得大多數少年被交由原先設定為最後防線的「安置機構」照顧。
近年來，安置機構頻頻傳出的暴力和性侵事件，使安置機構的管理問題浮上檯面。在一次訪談中，簡永達從受訪少年口中得知曾在安置機構內被性侵的經驗，而這位少年卻將自己不幸的過往歸咎於自己「不夠乖，不夠聽話」，這讓簡永達意識到安置機構內部的生態迥異於一般社會，決定在高風險少年的報導中，加入安置機構的採訪面向。
然而，一開始透過院方與社工所聯繫的訪談並不順利。機構的老師總是以「小孩子第一次受訪，難免緊張」的理由，陪著院童一起受訪。可想而知，這樣的訪談內容相當制式，無法真實呈現院內的生活。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位具有十年資歷的輔導員透過私下管道與簡永達認識，藉由他的幫助，簡永達才得以一窺安置機構的真實生活。
透過進一步的觀察，簡永達發現安置機構同時也是一個性壓抑的空間。正值青春期的院童們，開始有了性需求，但機構內是團體生活，缺乏私人空間，各種面向的性行爲都備受壓抑。諷刺的是，這樣壓抑的環境，非但無法禁絕性行為的發生，反而在恃強凌弱的格局下，發生結構性的性霸凌與性侵害事件。從這個視角切入，就不難理解安置機構內為何頻繁發生暴力與性侵事件。
建立連結 跳脫貧困迴圈
而在離開安置機構後，高風險少年所面臨的處境，並不見得有所好轉。「我每個月領到薪水，都不覺得開心，因為要還上個月的債。」在訪談一位理髮店學徒時，她這樣對李雪莉說。這位少女很早就選擇離開安置機構，自力更生，為了省錢，下班後就睡在店裡的房間夾層。即便如此，每個月還是入不敷出，只好向地下錢莊借貸。
對於「高風險少年」而言，不論居住於機構內外，最欠缺的其實是與主流社會的連結。在缺乏原生家庭與朋輩的協助，這些少年時常陷入「窮忙」的處境，難以藉由工作擺脫貧困。
該如何連結到這些少年？簡永達談到他在香港看到的實踐。在網路時代，香港的外展社工發現青少年聚集的場所不再是街頭，而是網路世界。因此，外展社工邀請一流的LoL（英雄聯盟）玩家開班，吸引少年報名參加；藉由這樣的機會，社工結識這些少年，建立連結，在未來少年遭遇困難時，可以提供適時的幫助。
Teach for Taiwan基金會的創辦人劉安婷也分享他們在創造連結上的新嘗試。一位被派到偏鄉的老師，發現學童對學習英文興趣缺缺，與此同時，卻在社區大學的英文課上發現家長們相當積極。因此老師設計教案，將家長帶入校園英文課的設計中，不僅帶動了學童的積極性，也促進了兒童與父祖輩的互動。劉安婷說：「我們希望走入社區，連結社區，並靠著社區了力量，一起拉拔孩子。」
最後，李雪莉表示，在「高風險少年」的故事中，我們看到貧窮不斷在代際之間繼承，而貧窮者的怨懟與憤怒，將會對台灣社會與政治造成不穩定。因此，這本書希望帶給大家思考的是：「Is equality always justice？」或許主動關心這個群體，創造與他們的連結，就是幫助他們改變命運最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