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林佳樺 編譯
即使經過美國財政部跟聯邦準備系統（Federal Reserve）的搶救，十年前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仍不堪一擊地倒下；當時恐慌漫佈人群，甚至謠傳華爾街的銀行都會面臨一樣的命運。雷曼兄弟的大崩盤是自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後的經濟危機分水嶺，也是因為此經濟危機促成了一系列相關報導浪潮，商業新聞記者才有發揮的機會，不然他們其實都隱沒在其他記者同仁的報導之下（例如：政治新聞報導）。那短暫的時光中，商業新聞報導展露頭角，從銀行客戶、立法者到甚至伊莉莎白女皇都在問：「怎麼會沒有人預料到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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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日同樣的問題再次縈繞於耳際，不單單只是因為今年是經濟危機的十年紀念，而是看到當初釀造這場經濟危機的銀行現在一家比一家強勢，即使有預防重蹈覆徹的改革機制出現，也是面臨被削弱的命運。不禁要問的是，媒體怎麼會沒有看到危機的來臨，而且還持續地對金融權利人士進行造神運動？
艾倫・史龍（Allan Sloan）是為《財富》與《富比士》雜誌撰文的新聞專欄作家，曾獲得杰洛德‧羅布獎（商業報導的最高榮譽），他表示：「管理單位沒有處理好，那些金融機構也沒有，有些聰明人可能看到一些片段但看不到整體，只會搥胸頓足哭喊我們失敗了，這也不單單只是商業新聞報導的失敗，這是整體各個面向的失敗。」
曾因報導華爾街新聞而獲普立茲獎的雷琴・莫傑森（Gretchen Morgenson），目前在《華爾街日報》擔任調查記者，他表示：「就算有像是聯邦系統主席這樣的權威人士跟你說次級房貸的危機在掌控中，也不是正確的消息，他們的錯誤不能說是新聞報導的錯誤。」即便如此，新聞業的確沒有善盡其責，警告讀者可能將會面臨的危機，沒有讓讀者了解到華爾街那些銀行運作上的複雜性，也沒有讓讀者明瞭那些管理機構可能沒有能力也甚至不願意去面對這些問題。商業新聞記者仍然在針對十年前的金融崩潰的報導失職上為自身進行辯護。
事實上，政治事件與金融危機都同等重要，但得到的報導回響程度仍大大不同。《金融時報》的美國總編輯吉利安・泰特（Gillian Tett）表示：「老實說真的不夠，我們必須看到藏在冰山底下的東西。」擔任華爾街日報從1991到2007的總編輯保羅・史特捷（Paul Steiger），目前是ProPublica的榮譽退休主席，他也認為：「新聞報導上沒有這樣子的覺悟——我們真的搞砸了，必須加緊人手。」如果連商業新聞記者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都錯失新聞報導中的關鍵消息，也看不到未來有需要進行全面性改善的可能，那「看見」下一次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有多高？
專精於房市、房貸與華爾街報導的迪恩・史塔克曼（Dean Starkman）表示，商業新聞記者在房產泡沫化問題剛出現時以及房貸亂象初期（2000-2003）的確有善盡報導的責任，但從2004年到2006年就後繼無力，而這些存在的問題卻是越來越嚴重。在房屋泡沫化、次級房貸跟華爾街亂象這些事件中，商業記者根本沒有盡到第四權的角色。史塔克曼收集的報導中呈現華爾街是怎麼去維繫這個幻想的泡泡。有一篇名為《生存者（The Survivor）》2007年十月二十八號紐約時報的報導說雷曼兄弟正在處理這個危機，狀況不算太差。但不到一年，這個公司就破產。
史塔克曼認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問責新聞（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跟非問責新聞（access journalism）之間的分裂，後者在商業新聞中有很強的影響力。「沒有人會責怪商業新聞記者在進行報導時不夠積極或是不夠具有批判性。對我來說，這跟他們的工作是怎麼被定義的，以及商業新聞記者怎麼看待他們的工作有很大的關係。如果總是問錯的問題，當然就會得到錯的答案」史塔克曼表示。對許多商業報導記者來說，問題是在於沒有能力在報導中呈現次級房貸的問題是怎麼樣跟華爾街那些包裝、購買又販賣次級房貸的公司連結在一起，這最終導致了全球性的災難。
目前為ProPublica的資深記者與編輯的傑西・艾辛爾（Jesse Eisinger）表明財經媒體在危機到來前束手無策、甚至報導失敗，是因為沒有了解到這些房貸證券、金融衍生產品、華爾街跟一些主要銀行的脫序行為的複雜性。泰特也進一步表示在2005年時根本無法取得股價的資訊，記者必須打去給交易經紀人親自詢問，連中央銀行都不一定知道。
即使是透過電視新聞頻道也很難達到預警效用，目前為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Opinion）的專欄作家拜瑞．瑞婁茲（Barry Ritholtz）回憶起他之前參加CNBC的新聞節目，他跟另一名財務管家（money manager）彼得・布科瓦（Peter Boockvar）都在節目上談論到次級房貸跟房市的問題，表明目前的狀況很不穩定而且隨時會崩塌，但當時的主播反而笑他們，並沒有認真看待此事。「房子都失火了，但沒有人看到煙！」史特捷說：「如果你問一個記者這樣的事情要怪罪於誰？他們會說銀行跟政府官員。我不認為記者會開始自我反省失職。」
即使相關的迴響與改變不大，商業記者仍然認為他們學到了重要的一課。擔任紐約時報2004年到2014年副總編輯跟商業編輯的勞倫斯・英葛瑞斯亞（Lawrence Ingrassia）說：「現在大家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問更刁鑽的問題，尤其是財經這部分，有鑒於它發展至今的複雜性。當時的失敗在於沒有看到最糟的可能性。」艾欣爾補充說明：「現在的商業報導比以前成熟多了，人們會擔心銀行跟這些複雜金融問題可能帶來的危害，因此銀行、華爾街跟避險基金的相關報導也進步了。」
但史塔克曼同時也表示，即使金融危機十年過後，目前商業媒體新聞所面對的困頓財務狀況使得他們要扮演第四權的角色更為困難，尤其是要靠廣告收益的新聞媒體。獨家報導還是被擺放在第一位置，非問責性質的新聞（access journalism）甚至比十年前更主宰報導市場。很多時候甚至是因為經費不足的問題。泰特擔憂的是當商業壓力脅迫到了主流媒體而資源同時又相對減少，新聞媒體或許會被迫「忽視」某些「無聊的主題（geeky topics）」，就像他們在金融危機前忽視信用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的議題一樣。
下一次的金融危機從何而來？投機性股票購買導致1929年的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因為電腦資產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ance）跟指數套利（index arbitrage）引起1987年的金融癱瘓、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化、房產泡沫化、次級房貸跟金融衍生產品的投機購買都導致了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機跟經濟大衰退。
泰特認為下一次的金融危機不會是來自於不動產擔保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跟銀行的因素。匆匆一瞥過去這幾個月來金融相關的媒體報導，顯示出這些數不清的問題：高估股票市場的可能、關稅跟貿易戰爭的威脅、次級自動貸款（subprime auto loans）的危險性、學生貸款、過多的政府借貸、退休金短缺、公司債券的惡化、在私募股權收購上放寬信用標準、股市與債券市場的持續性不穩定……等等。這些都很有可能（但也許不一定）導致下一次金融危機。「要擺脫這些金融上的陰影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勞心的，尤其是經歷了這麼多之後，所以人們現在也積極尋找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徵象」莫傑森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