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在媒體頭上的一把刀：政治性誹謗／葉蔭聰

前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入禀高等法院，控告《立場新聞》及理工大學教授鍾劍華誹謗。事緣8月12日該網站刊登一篇由鍾教授撰寫的文章，提及多年前梁振英當選特首前後黑社會介入及支持梁的活動，梁指內容及設計圖片對梁振英作出失實指控及具誹謗性，損害他的聲譽，要求《立場》及鍾劍華刪除文章，並賠償損失及道歉等。

梁振英現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發律師信指控別人誹謗已不是第一次，這次針對網媒及評論人，更引起公眾注意，讓人憂慮有財有勢者陸續仿傚，威脅傳媒及異議人士。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圖右）控告理工大學教授鍾劍華誹謗一事，引起關注。（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傳媒一向警覺誹謗的風險，視為一把緣在頭上的利刃。雖然香港律政部門自六十年代開始已不就刑事誹謗提出檢控，誹謗絕大部份屬民事，但是，遭告誹謗，若法庭判定原告勝訴，多少也影響傳媒公信力；審訊程序亦可以相當冗長，要花費不少金錢聘請律師辯護。

而且，賠償金額可大可小。不過，這對大型企業化的傳媒還不算是支付不起的巨大成本，例如，香港的《蘋果日報》經常數宗誹謗官司纏身，內部有人說，公司已把這些算進成本中去。但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現今入場門檻低得多的網絡媒體，以至人人可做的網絡評論人，他們的財力都遠不及企業化媒體，誹謗罪這把利刃的殺傷力對他們要大得多。

筆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親身故事：多年前我參與經營過一個小型網媒，讓人自由上載内容，其中一篇文章遭某大企業控告誹謗。我們網媒只有一位職員，得到慈善基金資助廉價租用一辦公室，每年收支最多只有幾十萬港元，沒有餘錢打官司。我們試過申請自辯，卻被法庭拒絕，一定要自費聘請律師上庭，得不到法律援助。最後，只能在不出庭應訊作辯護下，讓原告單方面向法官陳述，結果當然是原告勝訴，他們要求賠償的金額遠超出公司的現金及資產，只能等待對方申請清盤破產，網媒公司無法運作下去。現在香港的不少網媒（除了那些企業化媒體的網上版）未必都像我辦過的那麼小規模，但也不會大到哪裡去。至於評論人，一般不是大富之家，被控誹謗涉及的財政壓力將十分巨大。

香港誹謗法源自英國，一直偏向原告，幾乎只要原告請律師提告，法庭便要受理。原告只需要證明，該字句或陳述已出版，而被告是出版者，包括作者或發佈者，同時具體宣稱該字句或陳述構成對原告的名譽損害（不需要提供損害的證據）；接著，舉證責任便全在被告身上，包括證明相關言論有理可據（justification）、公允評論（fair comment）或及享有特權（privilege，例如傳媒的負責任報導）。

普通法中的誹謗法，在英國的歷史起源是要保護貴族及其他上層階級的，但隨著社會的變化，其作用及意義已有所改變，爭議也出現。1990年代著名的McLibel個案，麥當勞入稟英國法庭狀告綠色和平志願者，指他們派發的反麥當勞傳單屬誹謗，志願者沒有錢打官司也得不到法律援助。後來，他們入稟歐洲人權法庭，指政府不提供法律援助是違反「取得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原則，並獲勝訴。於是，英國後來修改法例，訂明在一些特別情況下，誹謗案的被告人也可申請法援。後來，英國與澳洲皆修訂誹謗法，增加「討論範圍涉及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相對鼓勵公眾討論。而在美國，法官定出了一個準則：公眾人物有較重舉證責任，證明言論是惡意虛假（malicious falsehood），這便減少了不少政經要人動輒狀告媒體或平民誹謗的案件。

香港誹謗法沿用英國普通法，卻沒有跟隨其他普通法地區，因應保障人權的關注，以及平衡貧富不均的狀況而作出修訂。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地方是沒有在條文上廢除刑事誹謗（雖然實際上已不使用了），但英國其實早已廢除；而香港的法律援助制度，一般視誹謗為民事爭端，所以也不提供援助。整體來說，香港的誹謗法是單方面偏袒原告的，而有錢人能聘著名律師出庭，更在遊戲中穩佔上風。

常言道：媒體傳播環境日益去中心化，人人可以做媒體的時代；可是，很少人注意到，政治誹謗（political libel）的威力及效用也變得更大，誹謗法設下的遊戲本就是不公平，但現在天秤更向權勢者傾斜。以前，以誹謗法打壓異見者，製造寒蟬效應，人們想起的通常是新加坡，現在恐怕香港為緊跟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