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吳淑鈴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8年亞洲新聞專業論壇「新加坡場」，由新加坡獨立媒體「在線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編輯許淵臣以「獨立媒體的轉身－扛起監管主流媒體和政府的重任」為題，說明獨立媒體在新加坡的發展、功能與受到的管制；並由新加坡異議人士鄞義林擔任與談人。
（攝影／姚其宏）
主流媒體報導偏頗 獨立媒體有存在必要
出身於工程系的許淵臣說，當記者並不在他最初的人生規劃中，會有這樣的發展則要回溯到2006年的新加坡大選。當時新聞媒體的報導過於單面、偏向執政黨，讓很多博客、學生等感到不滿，就有四個人成立了「在線公民The Online Citizen」。許淵臣則是在三年後，創辦人和網民無心經營下去時才加入「在線公民」。「我覺得新加坡有獨立媒體存在的必要，不然會讓政府想說什麼就什麼，沒有人反駁！」許淵臣說明了選擇加入的原因。
「在線公民」受政府打壓。許淵臣說，「在線公民」只是一個網站，但2011年政府迫使「在線公民」在收到通知的兩個星期內，必須向政府註冊為政治團體，並限制從國外機構索取捐款與資助，不然該網站就不能運作。為了報導2011年的總統大選，「在線公民」被迫註冊。當年的選舉中，「在線公民」的大選報導和主流媒體相比之下，因為提供了較好的報導內容而受到讀者關注。2014年，「在線公民」再度被迫將所有捐款資料交給政府註冊，導致沒有民眾敢捐款給他們。目前只有許淵臣一人打理的「在線公民」，雖已取消政治團體的身分，但2014年的限制仍在，對網站營運也仍是很大的問題。
第四權沒落，第五權崛起。許淵臣表示，被稱為第四權的主流媒體，主要收益來自廣告、政府宣傳和報紙販賣等；但近年來因為網路發展，民眾獲取資訊的管道轉向網路或社群媒體，使得主流媒體的收益愈來愈少。同時在人民對主流媒體的信任感降低之際，新加坡主流媒體的地位逐漸下滑，而被視為第五權的獨立媒體也因此崛起。
政府控制媒體 新聞人自我審查
新聞媒體非官方，但深受政府掌控。許淵臣指出，1980年代時，李光耀政府頒布《報紙與印刷出版法》管控媒體。新加坡的新聞媒體雖然非官方所有，但政府透過審查媒體控股情形、限定報業印刷機構等控制手段，實質上管控了媒體的經營核心和發行管道。在網路時代中，政府一樣以權力要求網站、部落格向國家註冊。
在國家管控下，新聞從業人員無形中會有自我審查的習慣。許淵臣說，若記者報導較具批判性、對國家不利或是煽動的言論，可能就會被報社裁退；譬如前陣子新加坡最大的報業集團《新加坡報業控股》裁退了兩、三百名記者，而留下來記者都是比較支持政府的新聞人員。此外，新加坡的新聞報導都需要政府回應，若政府沒有回應，可能就代表對該報導不認同，報社就不能刊登。報導政府的政策或較敏感的議題時，新聞媒體還會找專家等來支持和倡議政府的決策，甚至完全忽略人民的意見。
面對國家權力 獨立媒體享有較自由空間
主流媒體封鎖報導內容，獨立媒體則提供報導空間。2016年一則14歲青年跳樓自殺的新聞，各家主流媒體完全封鎖青年自殺前曾受到警方的調查詢問。許淵臣說，某家主流報社的記者撰寫相關內容被報社主管撤掉後，該名記者即告知「在線公民」。許淵臣便在調查採訪後呈現相關內容，這則報導上線之後，兩天的點閱率就迅速達到150萬人次；這不但能讓廣大讀者得知主流媒體中缺漏的事實，更能讓讀者共同思考警方執法程序是否失當。
另一個例子是2015年時，一名新加坡醫生和發明家控告國防部侵犯他的專利，雙方官司纏訟兩年，該名醫生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取銷控訴；國防部則製造該名醫生敗訴的訊息。許淵臣在巧合下得知這個故事後便和醫生聯繫並加以報導，「這個報導轟動全新加坡！」他指出，國防部也立即跳出來指稱這是假新聞，甚至用《防止騷擾法》控告該名醫生和「在線公民」騷擾國防部，但最後高等法院判決此法不適用於國家機構，因此判國防部敗訴。
獨立媒體定位特殊 提供社會不同的觀察角度
許淵臣表示，獨立媒體缺乏足夠的資金，在法律上有較多約束，有較高的可能性被政府起訴，或是容易被民眾視為反政府的代表；這些都是經營獨立媒體須要思考和面臨的難題。
目前「在線公民」的功能主要是當民眾的平台，讓讀者可以採用匿名的方式發表批判性文章。另外也會針對主流媒體報導的內容，加以審核是否為事實。他們也會在其他不同的事件中，發表第三者的觀點。許淵臣舉例，如2014年11月的小印度暴動事件，「在線公民」的記者實際走訪印度，採訪當時被排除在新加坡之外的印度外籍勞工，並發現這些人實際上並未參與暴動，只是政府為了向社會大眾交代的代罪羔羊。
政府長期系統性地限制言論自由
「我是2012年才寫博客，2014年才作社會份子，2016年就逃來台灣了！」新加坡異議人士鄞義林語畢，立即引起現場笑聲。
（攝影／姚其宏）
鄞義林指出，新加坡政府從1960年代就將反對黨、社會份子、工會領袖等120多人送進牢籠，這些人在沒有經過審判的情形下就被關了10幾、20幾年。在1960到1980年之間，更陸續約有上千人在政府威權下被關進牢裡。1987年，政府把教會工作者、社工等22人指為共產黨，指控這些人意圖串聯起來反政府，但事實上他們彼此互不認識。1990到2000年期間，在前幾波壓制行動下，很多社會份子已經不太敢站出來發聲，這時社會反對人士只剩下反對黨和國際新聞媒體。
2010網路興起之後，許多博客開始在網路上發聲；政府的手段是找出幾個最有影響力的博客加以管制，同時政府也管制另類新聞媒體。社會運動中，政府則是找出比較頻繁發聲或是教具社會影響力的人加以管束。例如有大學教授在網路上發聲，政府就讓他無法再當教授，或是外國人的居留證因此被撤銷等。此外，政府更系統性地用《防止騷擾法》、《司法維護法案》、《公共秩序與安全（特權）法案》等法律管制人們和媒體的言論自由。
政府掌控網路訊息 各界應正式新加坡問題
鄞義林表示，在網路時代中，政府的掌控仍不間斷；譬如有些網路上的訊息、批評政府的言論或檔案會忽然消失。或是某些社會議題，政府只公布美好的假象；以貧富差距來說，政府會說新加坡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少，但從實質上的數據資料和他國的比較資料都可以看到並非如此。此外，政府還會聲明不能標示出貧困線，其理由在於一但標示出貧困線，大家就只會花很多資源幫忙窮困家族，而不會幫忙中等家族。鄞義林則認為，政府實際上只是要掩蓋或模糊事實。
鄞義林最後表示，各界幫助新加坡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給新加坡面子了！」他說，很多人覺得新加坡值得學習，但事實上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很嚴重、政府掌控新聞自由、網路言論自由等，都不是值得學習的方向。他認為，真的民主化是每個人都知道怎麼運用民主，雖然台灣還沒有達到這樣完全民主化的理想，但更不應該倒退回像新加坡這樣的不民主國家；而只有當各界正視新加坡的缺陷和不足，新加坡的社會才有機會革新和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