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幾年前，中國時報大幅刪減記者，引發一陣社會釵h討論，當時被裁員的記者甚至組織行動、上街頭對報社表示抗議，並且藉由紀錄影片將這段過往記錄下來。

　　幾年過去，當初聲稱裁員使營運更好的中國時報，在近期又傳出今年八月即將開除總數約五百人左右的記者、員工，使得自90年開始陸續裁員人數將達到2000人。

　　一時之間新聞產製者又再度成為了新聞事件的主角，此事件除了凸顯台灣報業在經歷過報禁解除、網路興起、24小時電子新聞台暴增到香港八卦報入主台灣等因素之後，傳統報業日漸有夕陽西下的傾向之外，對記者來說，工作權更在不景氣之中，日益無法受到保障。

　　此現象似乎涉及幾個值得討論的議題。首先是，在不景氣的年代，受迫於報社以噫瓛v、商業利益為掛帥的指導方針，記者在新聞產製過程中，不斷遭受雙重壓力。第一重壓力是報社經營困境，讓記者籠罩在產業生存壓力下。

　　以中時為例，根據今週刊6月28日報導，自2000年起中國時報年虧損2925萬元，到2008年為止，光第一季即已近4億，經營壓力可見一斑。記者又必須在這樣的經營壓力下「混口飯吃」，因此形成第二重壓力—自身的經濟壓力。雙重壓力加身，讓人很能夠理解，何以記者會屈服，每天寫些消費性、瑣碎和八卦新聞，甚至不是新聞的假新聞-廣編稿等。

　　向為國內大報的中國時報，此次大規模裁員，除牽動數百名記者工作權，也涉及當下報業經營的嚴峻處境，更讓社會藉由此次事件，重新思考應該如何來看待報業、新聞產製的問題。在報業不景氣年代，新聞記者最具社會價值，也是其聲譽來源的「新聞專業」，是否真的成為高掛不用、爬滿蜘蛛網的招牌？當媒體經營困難，但社會仍需仰賴新聞時，我們該怎麼辦呢？這顯然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的嚴肅大課題。

記者的處境：裁員、增工時、置入行銷

　　位更深入探討以上問題，本刊特別專訪曾任記者，目前為「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的台大新聞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貞玲，她表示：「台灣這幾年媒體業不景氣，媒體倒閉層出不窮，包括之前的中時晚報，民生報，即使還沒有到裁員地步，線上記者也面臨勞動條件越來越差的問題。」她也指出，因為新聞媒體緊縮，報業裁員、凍結人事，傳播科系畢業生越來越難找到工作，所以很多年輕人沒辦法一開始就進入理想的工作環境。好不容易進入媒體，記者、編輯的工作量都較以往大量增加，這些都是媒體老闆為了要降低成本所採取的措施。對新聞品質的影響可想而知。

　　　洪貞玲進一步分析指出：「新聞工作可以分成勞動權、自主權兩個部分。勞動權部分與一般勞工類似，但記者本身有一個專業的特性，這個專業又跟媒體專業的角色有關，也就是說，當記者的權益受損，會連帶影響媒體產出的品質，也就是我們講說的新聞品質。」她進一步解釋：「在不健全的市場、惡性競爭的市場，媒體產業為了能夠生存，它會選擇降低成本，就像剛剛講說，讓每個記者的工作量增加，工作量增加記者就會寫不出好的新聞。一個編輯一天要處理好兩個版面，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把每個版面處理好。這個情況在台灣的電子媒體非常明顯，所以你會看到電視台記者拿著麥克風去問一些非常膚淺的問題，當然有些人會說，是不是記者不用央A但換個角度，會覺得其實是勞動力全面的基本的困境。」她舉例說，一個公視的記者一天跑兩則新聞，商業台記者要跑四則，她(他)當然就沒有辦法花太多的時間去準備好一個新聞。惡性競爭還會有其他問題，例如「蘋果化」。小報的煽色腥吸引讀者，報老闆要這類東西，記者只好去跑這樣的東西。

　　「置入性行銷」是另一個大問題，洪貞玲指出，因為廣告量減少了，報紙就想透過其他方式來得到營收，方式之一就是直接影響記者的新聞自主權，就是老闆直接透過編輯檯，把廣告主的壓力轉嫁給記者，所以現在的記者很多都要跑座談會，去當座談會的紀錄。一個很好的政治記者，奉命要去做一個什麼農委會的置入性行銷的座談會，這類事情對於記者的專業自覺與堅持影響很大。

記者勞動權受損、新聞品質下降、社會同受害

　　從上述的分析，洪貞玲認為，此次中國時報的裁員，涉及記者勞動權以及專業自主的危機，而這又關乎做為公民的我們能夠獲得什麼品質的新聞。看似單一產業的勞資接糾紛，事實上與社會大眾權益息息相關。站在讀者或者公民的立場，當我們看見報業裁員的時候，不應該僅視為又一個公司經營不善或經濟不景氣的案例，而應該關心它所代表的深層意涵。